作為多效能建筑,現代書院是講授空間、學術空間、躲書空間、刻書空間、祭奠空間。此外,書院也是文學空間,它和販子、村落、寺廟、官廳、幕府、棘闈、旅途等場合,配合構成了文學世界的多樣圖景。
作為文學空間的書院,其空間概念天然以書院建筑為焦點,同時又不囿于建筑自己。例如,清末王闿運赴江西講學,衡陽船山書院諸生李金戣、張登壽從行,旅途中,師長教師為兩位門生講《詩經》;杭州詁經精舍開辦兩年后,俞樾作《詁經精舍歌》《與客談詁經精舍往事》等詩;袁嘉谷在japan(日本)與昆明經正書院同窗聚首,作《經正書院故人故交游japan(日本)國者十數人,同飲拍照,補作同門錄,題后二首》詩。這些運動產生在書院之外,但在文脈上仍附屬于船山、詁經、經正書院。也就是說,書院的文學空間可以跟著師生的運動而充足延展。從文學空間的范圍來說,由小到年夜,最具典範意義的是景不雅和地區。
書院文學與景不雅空間
書院景不雅不只指內部空間的選址,也包含外部空間的營建。
晚期書院多依傍名山而建。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教學場地峰南麓,岳麓書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嵩陽書院背靠嵩山峻山頂顛峰,石鼓書院坐落在衡陽石鼓山上。書院選址依傍名山勝跡,既受現代士人唸書山林風尚的影響,也與器重風水的堪輿不雅念有關。最主要的是,山林闊別喧嘩,利于靜心唸書。南宋朱熹在呈報朝廷的《白鹿洞牒》中說,白鹿洞“四面山川,清邃環合,無販子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避難著書之所”。明代胡儼《重建白鹿洞書院記》亦云:“五老峰之下,山水環合,林谷幽深,遠人事而盡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唸書。”山林是潛心問學的佳境。
書院依傍山林,最宜吟詠和書寫,詩賦之作由是而富。朱熹建武夷精舍于隱屏峰下,陸游《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云:“師長教師結屋綠巖邊,讀《易》懸知屢盡編。不消采芝驚世俗,恐人謗道是仙人。”張栻掌管城南書院,有《城南雜詠二十首》。朱熹次其韻,作《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并跋張詩云:“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是詩,便覺風篁水月,往人不遠。”朱、張城南唱和之作,作風附近,明何喬新謂“其詞渾樸戰爭,有盛唐品格”。淳熙間,朱熹在白鹿洞書院作《白鹿洞賦》;嘉定間,張琚、羅思、姚鹿卿等人在流瑜伽教室芳橋旁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淳祐間,方岳作《白鹿洞后賦》;明嘉靖間,張純跋《白鹿洞賦》,楊侃刻于石屏。一篇書院賦,流播數百年,完成了經典化。
書院繁華和普及以后,不成能都依傍名山,但選址仍以城市周邊的景致勝地為重要斟酌。如許既便于師生的日常往來,又可延續書院的山林傳統,對于激起寫作才情也多有利益。杭州崇文書院在西湖之濱,《敬修堂詞賦課鈔》是清道光間崇文諸生的詩賦集,浙江巡撫富呢揚阿序稱“多士肄業此中者,吸湖光,飲山淥,于舉業外率工詩古文詞”。湖光山淥利于詩詞歌賦,這好懂得,古來詩人得山河之助者甚多。值得留意的是,它能夠還利于舉業文章共享空間。《崇文書院課藝九集》是光緒間崇文諸生的陳腔濫調文集,浙江巡撫葉赫崧駿序云:“崇文依山面湖,舉凡風云幻化,林木幽奇,四時皆有其佳致。諸生游息此中,得乾坤之清氣,發為宇宙之至文,不貌襲先正,而先正之口講指畫,如進其室而承其謦欬。”這里所謂“至文”,指的就是陳腔濫調文。
學術文章也可得山河之助。學海堂位于廣州越秀山麓,是清代漢學書院的代表。《學海堂集》是諸生的學術作品集,阮元序云:“珠江獅海,云濤飛泛于其前;三城萬井,煙靄開闔于其下。茂林暑昃,先來天際之涼;高闌夕風,已生海上之月。”諸生在此山堂,不雅覽潮汐,“登高者賦其所能,不雅瀾者得其為術,息焉游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
書院扶植重內部選址,更重外部景不雅的營建。岳麓書院內原有留念“朱張會講”的“飲馬池”,清乾隆間在池上建有草亭,嘉慶間重建,更名“風雩亭”,其得名來自《論語》中的“吾與點也”。“曾點景象”也成為書院的廣泛尋求,一個詳細表示就是著意于建造池亭園圃,以便諸生登眺游息。
風雩亭四周種有柳樹,“柳塘煙曉”即為岳麓書院八景之一。院生俞超有《岳麓八景》詩,將八景融進一首七律:“曉煙低護柳塘寬,桃塢霞烘一色丹。路繞桐陰芳徑別,噴鼻生荷岸晚風摶。泉叫澗并青山曲,魚戲人從碧沼不雅。略坐花墩斜月照,冬林翠繞竹千竿。”不少書院都有相似的系列景不雅。而更多的書院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林泉之勝簡直是“標配”。哪怕是地處阛阓的書院,自己往往也是園林勝跡、微型山川,師生可于此中俯仰六合、感念古今。
即便是主意專心唸書、無需游息的人士,也無法完整謝絕園林的吸引力。清代朱一深創立新淦凝秀書院,他擬定的《凝秀書院公約》有“謹收支”一則,稱“昔董仲舒下帷奮發,三年不窺園圃;管寧足不下樓,坐穿一榻,其收視反聽為何如”,故而“諸生既進門墻,自宜鍵戶攻苦,拒絕聞見,品德詩書,其中自有真樂,又奚佚游為也”。以為書中自有真樂,不用把時光用在游覽上。可接上去又說,“余于書院內構一樓,諸生誦讀之暇,或恣不雅眺以陶適其性格,發其奇氣,較之阛阓雜沓,不猶愈乎”。這座樓即靜遠樓,朱氏后來寫了《靜遠樓八景詩》,序云:“樓名靜遠,地頗清佳,水送綠于欞間;攜將風月,山橫青于幾上……署為八景,蓋選勝而尤奇;吟得數章,終圖形而弗肖爾。”八景者,“秀嶺晴嵐”“玉溪環帶”“銀岡煙雨”“楓岡瀑布”“南浦溪聲”“東山松韻”“虹堤夜月”“天柱積雪”。
清代武昌江漢書院山長王心敬曾談及書院的空間design:“凡門前內甬道兩旁、堂前堂后,必廣樹松柏杉槐;于其空閑,又必蒔植諸竹。凡池皆種蓮植芡。一則扶植樹木,使成蔚蔥之不雅,以增書院景象,二則春夏藉竹樹之陰,三則誦讀之余,可玩物適情,以助清逸瀟灑之性耳。私密空間”在他所言書院景不雅的三點意義(審美、遮陰、怡情)之外,還有兩點可以彌補。
其一,書院外部的微型山川,也有啟發文思之用。王同為《紫陽書院課藝九集》作序,稱院中“螺泉,涓潔漣漪,可以狀文思之泉涌也”,“春草池,微波瀠洄,可以暢文機之生趣也”,“垂釣磯、筆架峰,奇石林立,可以狀文氣之突兀也”如此。這是微縮版的“山河之助”。
其二,對于文學講授而言,師生介入園藝之事,與寫作之間具有某種象征性的聯絡接觸。薛時雨主講江寧尊經籍院,烏龍潭因久未清算,茭葑縱橫。于是率諸生清淤,又在潭西蒔植梅竹松柏。薛氏為《尊經籍院五集課藝》作序,簡述此事并告諸生:“今夫蹄涔之水,缺乏以資澆灌也,必往其障,通其流,然后原泉混混,殘餘往而清光來,文之潔凈猶是也;今夫濯濯之山,缺乏以快登眺也,必蔥鬱而綠縟,幽秀而深奧,然后明靚淡冶之態,剎那萬變,文之藻采猶是也。”潭水經疏通而乾淨,山林經扶植而多姿,人介入景不雅之美的構成;文之潔凈和藻采也這般,離不開人的休息支出。由此,諸生可因山林之樂,而知文章之閫奧。
書院文學與地區空間
即使是建于喧嘩販子的書院,也自有其上風。清代杭州紫陽書院無山川之勝,前來肄業考課者卻良多,重要緣由在于地緣方便。許景澄為《紫陽書院課藝五編》所作題識就提到,“院舍天涯廛市,綰轂所湊,肄業之彥,便于居處,視他院為尤盛”。這一點,王同在《紫陽書院課藝九集》序中論述得更為具體,“杭州書院有三,曰敷文,曰崇文,曰紫陽”,“敷文占南山之巔,崇文居西湖之湄,而紫陽則城中而近市,無湖山之美也”,“然(紫陽)城中近市,負笈者便之,故肄業者多。而人才蔚起,弦誦之士,較敷文、崇文為尤盛”。
有興趣思的是,同城的多所書院,由於地位分歧,文風也能夠存在差別。浙江巡撫梅啟照序《敷文書院課藝二集》即論述了這一情形,所謂“肄業于敷文者,其文多深秀峻拔”,而“崇文臨煙波之浩渺,覽花柳之絢鬧,故其文華麗典則”,至于紫陽,“得一丘一壑之勝,山泉云腳,時注于庭,故文輒悠然意遠”。無論是中國現代仍是當今的文學地輿學實際,在“空間范域”的層級分布方面,南邊、南方,關中、江南,或許浙東、浙西,會議室出租姑蘇、揚州,這類微觀的范域遭到較多追蹤關心。梅啟照的闡述挖掘了同城分歧地段書院的文風差別,由此可知清人對于“托地”與“文風”之關系的懂得,曾經到達相當微不雅的地步。
從更廣的空間范圍來講,書院普及以后,山水的意義現實上遭到弱化,書院的條理、效能、輻射力成為書院地緣文明中的重要原因。宋以后地區文學的建構,書院是主要介入者。如白鹿洞書院之于江右文學、岳麓書院之于湖湘文學、學海堂之于嶺南文學、關中書院之于關中文學,又如安慶敬敷書院、桐城桐鄉書院、保定蓮池書院與桐城文派,以及甬上證人書院與浙東文派等等,皆是書院與地區文學互動的顯例。
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起首在于書院推尊鄉賢,以示文脈傳承。許宗彥給杭州《詁經精舍文集》作序,稱道黃宗羲、萬斯同、全祖看等學者,以及朱彝尊、姜宸英、查慎行等詩家古文家,都是浙江一省之名家;朱珔序姑蘇《正誼書院小課》,羅列蘇城惠氏、昆山顧炎武、吳江朱鶴齡、常熟嚴虞惇等,皆為姑蘇一府之鴻儒。這些屬于晚近鄉賢。而阮元序廣州《學海堂集》,稱“嶺南學術,首開兩漢。著作始于孝元,治經肇于黃、董”;王祖源序成都《尊經籍院初集》,謂“蜀學之興,肇端文翁”,則不囿于本朝名人,直上溯漢唐。這般這般,一路歸納,建構起一地連綿不停的文脈。推薦鄉賢,無論是本朝的仍是現代的,對于書院諸生而言,都有一種親近感與鼓勵感化。
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其次在于師生在書院講授中經由過程批評先哲,書寫處所文學史。武昌《盡心書院續集》收錄朱楙春所撰《敘楚國先賢》,該文以主客問答的情勢,追述楚地卓有成績的先賢,此中詞翰之學包含屈原、宋玉、黃噴鼻、劉珍等。又有雷以震所撰《擬輯〈湖北詩征〉序例》,稱屈原為“萬世祖師”,而后順次闡述宋玉、景差、庾信、杜甫、孟浩然、潘年夜臨、三袁、鐘惺等人,可謂“湖北詩史”。黃州經古書院的《黃州課士錄》中有《論黃州詩盡句》134首,觸及宋至清代的90多位黃州詩人,包含宋潘年夜臨等四人、明董樸等四十三人、清顧景星等近四十人,可作“黃州詩史”來讀。山長擬定、生徒寫作這類標題,不只可以拓展對處所文學的認知,並且有助于扶植賡續文明命根子的任務感。
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還在于在書院講授中將處所風景融進考課標題,借以扶植鄉邦情懷。這里的處所風景有天然的,也有人文的。如廣州《學海堂集》中的《和方孚若〈南海百詠〉》《春日訪南園故址》《擬元人〈十臺〉詩詠粵東十臺》《嶺南荔枝詞》,上海《云間書院古學課藝》中的《顧亭湖懷古》《擬建陳夏二公祠碑文》《三高祠銘》,寧波《浙東課士錄》中的《四明山賦》《月湖賦》《招寶山看海賦》《擬遺愛祠碑記》《擬后樂土記》《海曙樓賦》,成都《尊經籍院初集》中的《成都覽古詩》《擬請祀峨眉山神奏》《巫山神女祠碑銘》等。武昌《盡心書院續集》中有一篇《湖北地圖山水頌》,作者陳則汪贊美湖北山水“宿應翼軫,富甲西北”“險可御強,澤及無涘”,這種生于斯土的驕傲感具有廣泛性。
作為地區文學的一個空間,書院最主要的價值在于即便遭遇災亂,只需基礎還在,就能恢復元氣、賡續文脈的精力。汗青上,書院曾屢次遭受災亂。例如元末戰亂,白鹿洞、岳麓等有名書院皆遭傾覆;明末禁毀令下,全國書院橫罹沒頂之災。盡管這般,時光或長或短,書院終能恢復元氣,另起爐灶。緣由有多個方面,此中要害一點在于文明基礎未斷。清咸豐間西北地域迭遭兵燹,書院毀損極為嚴重。同治以后漸次興復,書院重現昔時“喁喁向學”之貌。薛時雨掌教江寧尊經籍院,感歎“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稱重西北”。常州知府譚鈞培為《毗陵書院課藝》作序,稱“其才思橫溢、看法開闢者,頗不乏人,于是知後人之流風余韻為未泯也”。所謂“後人之流風余韻”,重要說的是書院所建構的地區文明命根子。
從景不雅空間到地區空間,書院在文學史上的意義由此凸顯。詳細而言,文學史上遭到追蹤關心的,多為處于“完成時”的作家作品,而書院則是作家生長“停止時”的空間。無論是景不雅空間與寫作思想,抑或是地區空間與鄉邦情懷,都與書院的講授效能親密相干。山長示范和領導文學,諸生進修和體驗文學,書院是一個可親、可感、可觸、可悟的文學講授空間。
(作者:魯小俊,系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中國歷代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首席專家、武漢年夜學傳授)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