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學建構帝學*
——朱熹詮釋《年夜學》的另一種理路
作者：王琦 朱漢平易近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穌包養情婦2019年9月17日
摘要：中國傳統的“帝王之學”重要是研討若何掌控權力、駕馭臣平易近、富國強兵的學問。宋儒盼望樹立道學化的帝王之學，實現儒家暴政德治的政管理想。朱熹通過對什么不是帝王之學的辨析，確立了以《年夜學》為焦點的儒家正學引導帝王的經典體系與理論框架，并通過理學思惟的運用，答覆了帝王為什么學，若何學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綱紀等系列問題，推動了以道學建構帝學的思惟建設。
關鍵詞：朱熹；年夜學；經筵講義；道學；帝學
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帝學”或許“帝王之學”，往往又稱之為“帝王之術”“人主之術”“君道”等附近的名稱，重要是研討若何掌控權力、駕馭臣平易近、富國強兵，故而人們總是視其為一種尋求政治功利的權術或治術方面的學問。在晚期儒家那里，就一向盼望帝王尋求“德治”“暴政”，藐視執著于政治功利的權術或治術。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后，儒學雖然影響帝王的治國理政，但依然是一種“霸霸道雜之”的“治術”。到了宋代，隨著崇儒重教國策的確立與經筵軌制的構成，“帝學”“帝王之學”悄然興起，成為了宋代儒學發展的另一個走向。尤其是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學謂之‘年夜學’”后，[①]宋儒們紛紛重視對《年夜學》思惟資源的從頭發掘與詮釋，力圖建構一個以道學為內涵的帝學思惟體系，復興以孔孟之道為焦點的霸道幻想。
朱熹也非常重視對《年夜學》經旨義理的詮釋與重構。他自言：“某于《年夜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生平精神，盡在此書。’某于《年夜學》亦然。”[②]從《壬午應詔封事》（1162年）中初次提出以《年夜學》為“不成以不熟講”的“帝王之學”，[③]到其進侍經筵進講《（年夜學）經筵講義》（1194年）的32年間，[④]朱熹一向在盡力通過對《年夜學》的從頭詮釋與思惟建構，為現實政治的帝王們建構一種他盼望的帝王之學，從而實現致君堯舜，道濟全國的霸道幻想。[⑤]假如能通過經筵講學，引導君主“親近儒學”，“切劘治道”，以致“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企盼畏愛，如親怙恃”，達致“堯、舜、湯、武之圣”，[⑥]即便是“退伏郊野，與世長辭”，朱熹也是其猶未悔。[⑦]
那么，若何來建構帝王之學，用正確的學問引導帝王至于堯舜之道呢？由于
在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皇帝身處權力的焦點，全國萬事萬物的最基礎就在于君主之同心專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全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邪，則全國之事無有不邪。”[⑧]朱熹通過多年的學術思考與政治實踐，認識到通過講學以正君心立綱紀[⑨]，不僅是解決南宋王朝整體性危機的關鍵之地點，也是實現儒家暴政德治為焦點的霸道幻想的最基礎之地點。所以包養金額建構帝學，起首就必須確立帝王學習的經典體系。
一．帝學體系：儒家正學
面對著浩如煙海的文明典籍，異彩紛呈的學術門戶，應該選用哪家學派的經典來教導帝王呢？朱熹認為：“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全國國家之治與不治，見乎彼者這般其年夜，所系豈淺淺哉！”[⑩]君主之學與不學、學之“正”與“不正”，將直接影響到國包養金額家政治之治亂。因此他通過對什么不是帝王之學的辨析與反思中，確立了以儒家正學來引導帝王的思緒，其實質就是以道學建構帝學。
1.帝王之學不是釋老之學
朱熹認為老子、釋氏之學因其識心見性之妙，與儒家古先圣王之道有“不約而合者”，極其具有困惑性，以致于君主妄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甚至將“圣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儒家之學視為“常談逝世法而缺乏學”。[11]用這樣的學術來指導全國國家的管理，則未能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物，于全國事多所未察。朱熹認為孝宗即位多年以來，“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由不講年夜學之道而溺于淺近虛無”的釋老之學。[12]由于從實質而言，儒家之學與釋老之說有著最基礎區別：一個是以生命為真實，一個是以包養女人生命為空虛；一個無論是動靜語默，還是應物修身，無不是萬理粲然于此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一個是“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真妄之別”，因此是“無所救于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掉也”，鮮有不害于政事者。恰是由于釋老之學的虛幻性與困惑性，程顥將釋老之學視為“正途之榛蕪，圣門之蔽塞”，認為“辟之而后可與進道”[13]。通過對釋老之學與儒學分歧的比較，及其迫害性的闡述，朱熹將釋老之學視為儒學的頭號年夜敵，欲辟之而后快，只需一有機會，便加以批評與反駁。
2．帝王之學不是管商功利之說
自從宋代“品德生命”之學興起以來，理學家們年夜多認為三代以下，包養俱樂部尤其是漢唐以來，霸道駁雜不純，多為尋求功利權謀、治國富平易近之術的蠻橫政治。由于“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14]學術與政治實為一體之兩面，所以宋代士年夜夫非常重視“學”對帝王修身樹德及政管理念的引導。對此朱熹同樣認為，恰是由于“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全國”，所以“漢唐之君雖或不克不及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15]形成了以霸力與權術管理全國的局勢，未能實現堯舜三代之治。而管商之學正好是以功利權謀、駕驅臣平易近之術實現富國強兵的蠻橫政治為其特征，雖然在短期內能夠收到必定的成效，可是從宋朝奉行的實際後果來看，則是“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也。”反而是“圣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品德之威，則古所以為富強之年夜者”的治國原則與為政理念，未能明于全國，從而使得國家的政治管理本末顛倒，難以實現真正的霸道政治。[16]因此朱熹將管商功利之學排擠在帝王之學的范圍之外，并特別重視王霸義利之辨。
3．帝王之學不是記誦詞章之學
自帝王之學產生之日包養sd起，便因其教導對象的特別性，必定與士年夜夫之學分歧。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年夜旨，必可舉而措之全國之平易近”的為學尋求，[17]決定了帝王不克不及像士年夜夫那樣以文詞為工，以博記為能。朱熹認為孝宗即位以來，所學的不過是“諷誦文辭、吟詠性格罷了”的記誦詞章之學，很不難使人墮入字詞章句訓詁等瑣碎知識，或陷溺于文章辭藻的華美艷麗之中，這些都是“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18]這種“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輟而以華靡相勝”的學問，“反之以身則無實，踐之事則無當”，對身心修養、立品處世、治國理政的實踐并無益處，因此是“學之邪也，”[19]不克不及列進帝王之學的范圍。此外，朱熹對那些“限于程式”，使得帝王所聞“不過詞章記誦之習”的勸講官們也進行了批評，[20]認為他們未能承擔起應有的職責，通過經典詮釋與講讀，以儒家之經旨要義引君于道，只是“應文備數”，拘泥于字詞訓釋、雕章琢句的陋儒所為，沒有發揮應有的“箴規之效”的感化。[21]
4．儒家正學（道學）的確立
恰是由于“陋儒記誦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年夜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則又易“惑世誣平易近，充塞仁義”，使“正人不聞年夜道之要”，所以它們都不克不及是帝王之學。[22]而朱熹心目中幻想的帝學就是儒家“正學”，這乃是“古先圣賢之說”的“天經地義天然之理”，即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圣，顏、曾、伋、軻之賢，也必須遵從而不克不及違。[23]是以，當今帝王若想“阿諛天錫神圣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就必須學習格物致知“以極乎事務之變”，誠意正心“而所以應全國之務”的“古者圣帝明王之學”，其精華被“自古圣生齒授心傳而見于行事”，筆之于《六經》之中，以示后世之為全國國家者，而其“其本甜心寶貝包養網末終始先后之序尤詳且明者”又承載在《年夜學》之中。[24]由此可見，朱熹要確立的帝王之學就是與陋儒記誦辭章之學、管商功利之說、釋老空無之道分歧的，由堯舜至孔孟等圣圣相傳，貫本末立年夜中的儒家正學。
此外，朱熹倡明儒家正學，還有一層更主要的意義，就是以程朱“理學”為正學。朱熹認為堯舜等圣圣相傳之“道統”與孔孟儒家之“學統”，至漢代以下已掉其傳，以致于異端之說日新月盛，“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年夜亂真矣”，[25]形成了儒學式微及國家政治的混亂。假如說漢唐之儒未能繼承孔孟之道，將儒學變成了章句訓詁之學與政治功利之術的話，那么，即便是到了宋代，也有良多的士年夜夫概況上是講儒學，但實際上仍不是儒家“正學”。如王安石所倡導的儒學，是當局所推重的顯學，并指導了熙寧變法的政治實踐。可是由于王安石之學不劃儒、釋疆界，其所謂的“品德生命”之說，假借釋氏太多，[26]以致于祖虛無而害實用，“學術不正當，遂誤全國”[27]，形成了變法掉敗及政局動蕩。基于對王安石變法掉敗的反思，他特別強調千百年來惟有“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以“開示學者”，以《年夜學》為“孔氏遺書”與“初學進德之門”，繼承了堯舜等圣帝明王之道[28]，真正代表了儒家“正學”與“道統”。只要通過像程顥、程頤般的“真儒”給帝王講述儒家“正學”，才幹用實現致君堯舜，重構政治社會次序的霸道幻想，進一個步驟確立了程朱學派及其所開創的理學在帝學建構中的感化與位置。可見，朱熹所倡導的儒家正學，其實質就是宋代興起的道學。[29]只要以道學作為指導帝王正心修身、治國理政的“正學”，才有能夠引導帝王于合適儒家價值觀念的“邪道”，并進而規范“政統”，成績君德立帝業。
二、帝學思惟架構：《年夜學》
帝王之學以道學為“正學”，那么能否無方便易進的法門，讓日理萬機的帝王能夠比較快捷地把握儒家經典的義理奧蘊呢？朱熹對儒家經典體系有一個主要包養感情的見解，相對于《六經》而言，《四書》則是學者為學成圣、修身樹德的便利法門。而在《四書》之中，又“須熟究《年夜學》做間架，卻以他書填補往”，[30]儒學的為學之序應該是：“先讀《包養價格年夜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最基礎；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前人奧妙之處”[31]，然后及乎《六經》”。[32]以《年夜學》為《四書》之首，《四書》又為《六經》學習的殊途同歸，可見《年夜學》在朱熹思惟體系建構與進學次序遞次中的主要位置。朱熹這一個見解，也深入影響了他對帝學經典體系的見解。朱熹在《經筵講義》中特別強調《年夜學》就是“年夜人之學”。[33]他為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講“年夜學之道”的目標，就在于以《年夜學》的脈絡與框架，引導帝王深刻探尋蘊涵在經典背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之道”，[34]以此成績帝王治國平全國的經世事業。
朱熹為何會這般包養sd重視《年夜學》在儒家正學中的主要的位置，將其視為架構帝王之學的重要經典與理論框架呢？這是由《年夜學》本身的思惟內涵、結構特點所決定的。起首從其思惟內涵而言，《年夜學》濃縮了《六經》的經旨脈絡，承載了堯舜等圣王授受的心法之要。朱熹認為《年夜學》就是“古者圣帝明王之學”，其包養行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是堯舜所謂“精一”與“執中”，而“自古圣人的口傳心傳見于行事者，惟此罷了。”堯舜等圣圣口傳心傳的心法要旨，至孔子時集闕年夜成，筆之以為《六經》，作為管理全國的常經，而“于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后之序尤詳其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年夜學》篇是也”。[35]可見，儒家的精力價值與幻想尋求重要承載在《六經》包養站長之中，而《六經》的經旨脈絡則詳細而清楚地體現在《年夜學》之中。假如先通《年夜學》，再往看其它經典，“甜心寶貝包養網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全國事。”[36]把握了《年夜學》的綱目，帝王為學便有了一個框架與標的目的。帝王茍惟不學，學則必“主乎此”。[37]沿《年夜學》而進，即可依其經旨脈絡把握古先圣王之要道，有補于全國之治亂，但凡“后之正人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全國國家者”，必不成“舍是而他求”。[38]朱熹更是將其視為“不成不熟講”的帝王之學，盼望帝王對此遺經要“少留圣意”，延訪真儒“講學而自明之”，“知全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以“應當世無窮之變”。[39]實現家國全國的管理。
其次，從結構特點而言，《年夜學》具有“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年夜，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的特點，[40]供給了內圣與外王的雙向通道。它不僅闡發了明明德、新平易近、止于至善的修身治人底規模，並且指明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為學路包養ptt徑，體現了“圣人做全國的最基礎”，“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41]《年夜學》既為帝王，又為士年夜夫供給了一條由內圣而及于外王的為學修身、治國平全國的幻想目標與實踐途徑，儒家的君臣之倫、治國之道無不體現在此中，系統地展現了儒術綱目與儒家工夫序列。此外，經朱熹從頭厘定后的《年夜學》經傳，從邏輯結構上來看，不僅提綱契領，“細分條目，巨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42]並且易于推尋，便于“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展現“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全國平之效”[43]，能夠快捷明了地把握年夜學宗旨及進德修業的次甜心花園序，學習易見成效。作為帝王而言，假如把握了《年夜學》的綱領要義，則可包養犯法嗎以“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奸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44]通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平易近”，[45]成為圣帝明君甜心花園，成績霸道政治。
可以說，朱熹確立以《年夜學》為首而及《四書》《六經》的為學次序遞次與規模，無非是想以《年夜學》作為帝王之學的理論框架與進學門徑，由此融會貫通其它儒家經典，為帝王供給一種學做圣人并成為圣王的新范式。[46]
三、帝學建構思緒：學、道、治融會
明確了帝王之學以道學為正學，以《年夜學》為思惟框架而及于其它經典的為學體系之后，接下來需求解答的問題就是帝王為學的依據是什么？若何通過講學而正君心成治道？為此，朱熹通過天理論、人道論等理學概念的運用，解答了帝王為什么學、若何學等問題，力圖將帝王納進天理所規范的范圍，用儒家價值理念引導帝王成君德出圣治。
1.帝王為學的依據
余英時曾經說過：“天子所擁有的是最后的權源。任何帶有最基礎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天子個人的意志是一個決定性的氣力。”[47]因此，要說服帝王依照儒家的價值理念修身樹德、治國理政，就必須從理論上解答明白帝王為什么要學的問題。由于“自天之生此平易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伴侶之倫，則全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48]人平生下來即同等地擁有仁義禮智之性，這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具體體現，因此人人皆具有學為堯舜能夠性包養app。但同時，人又因“血氣之身”而有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從而導致“人不克不及皆知其性，以致于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天理本然之性晦暗不明，人道沉淪，社會動蕩。[49]因此需求通過圣人與真儒講學而開明其心，復其性盡其倫。這既是古之圣王設為學校以教全國人的最基礎緣由，也是現代社會能夠“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的關鍵地點。[50]帝王也并非生成的品德權威，他與通俗人一樣，既有天命之性，具有成為圣人的能夠性，同時也因氣質、物欲之蔽，必須通過“學”以修身，才有能夠獲得與其政治位置相婚配的美德，成績圣王的事業。由于為學的依據就在于人的天賦本然之性，也即“理”中，所以“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難道循天之理，而非有興趣、必、固、我之私也。”[51]這就將帝王納進了天理所規范的范圍，以理學的標準來指導本身的身心實踐與治國理政。不僅為帝王學為圣王供給了終極依據，並且體現了朱熹力圖借助天理的權威與普世原則約束帝王，以道統規范治統的盡力，甜心花園為儒家暴政德管理想的實現奠基堅實的基礎。
2．講學明理而正君心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那么，明理的關鍵點又在何處？若何正君心？由于在君主制國家，“全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同心專心”，[52]而人主之心“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並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並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亂安危有年夜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罷了。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闕中’者，正此謂也。”[53]所以講學明理以正君心的關鍵點就在于從道心、人心的惟微、惟危的“一念之萌”處做工夫，讓“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54]通過格物致知以窮理明善，“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并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天理裁之，以此“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意誠心正，身修國治，“得以與乎帝王之盛”。[55]反之，假如“天理有未純”，則“為善不克不及充其量”；“人欲有未盡”，則“除惡不克不及往其根”，心為外物所困惑而不知返，“一身無主，萬事無綱”，[56]必將引發家不齊、擺佈不正、賢人不舉、綱維不振、軍政不修、平易近力困窮、國勢日頹等一系列的問題。[57]雖然“欲備精勞力”以求治，而“全國之事愈至于不成為”。[58]體現了朱熹“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于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于后，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此中”的一貫理念，[59]力圖通過學術影響帝王的心性修養進而影響政治的思惟理路。
3.儒家之道與治國之術的融會
朱熹通過“道心”“人心”“天理”“人道”等理學思惟的運用，詮釋了講學明理以正君心為治國平全國之最基礎與先務，接下來就是要將儒家之“道”的價值理念，具體化為一套卓有成效的齊家、治國、平全國之“術”，方可最終成績堯舜之治的霸道幻想。其實，朱熹在進侍經筵前，他以《年夜學》經旨義理為指導而制訂的修齊治平的方略便已基礎定型，此中尤以《戊申封事》（1188年）與《己酉擬上封事》（1189年）集中體現了他正君心立紀綱的周全規劃。假如說他在《戊申封事》中，緊扣“正君心”的“全國之本”，提出輔翼太子、選任年夜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平易近力、修明軍包養網車馬費政等六年夜“本日之急務”，為解救南宋的整體性危機提出了診斷性“藥方”，[60]那么《己酉擬上封事》則將其進一個步包養ptt驟深化為十年夜施政辦法，除以“講學以正心”為帝王施政之首務外，還包含：（1）“修身以齊家”。言當分男女內外之別，定妻妾明日庶之分，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巧，正宮壺杜請托，檢婚姻而防“惑亂”。[61]（2）“遠便嬖以近奸佞”。明正人君子之別，不成兼收并蓄而不相害，當“謹邪僻之防”而“察國家之年夜賊”，汲取元祐間“紹圣、元符之禍”的經驗教訓。[62]（3）論“抑私恩以抗公平”。言君主當“兼臨博愛，廓然至公”而無新舊親疏之防、偏黨袒狹之情，以“服眾心、革宿弊而防后患”。[63]（4）“明義理以絕神奸”。認為君主當修德性政、康濟兆平易近，致學問以知幽明之道而蒙受天命。[64]（5）“擇師傅以輔皇儲”。當“早諭教與選擺佈”，以孝仁禮義為本，定其日用用具法式，正太子而定全國之年夜本，以承社稷長久之計。[65包養網單次]（6）“精選任以明體統”。認為“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同時“公選全國直諒敢言之士”為臺諫給舍，君臣各守其職而尊朝廷，確保政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66]（7）“振綱紀以厲風包養故事俗”。人主當以“至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辨賢否以定高低之分，核功罪公賞罰之施”，而正宰相年夜臣百官，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不善之可羞而必往”，化平易近成俗包養網VIP，平易近德歸厚，社會和諧，風俗淳美。[67]（8）“節用以固國本”。以節用愛人為原則，制止橫征暴斂，廢罷中外冗費，擇將帥核軍籍，廣屯田汰浮食，減賦稅寬平易近力。[68]（9）“修政事以御外侮”。這是他通過多年的政治實踐與學術思考，為拯救南宋的危亡開出的最基礎性藥方，體現了其帝王之學以誠意正心、修身樹德的“內圣”為本，而達于“明明德于全國的“外王”事業的致思標的目的與君德帝業成績的具體路徑。
四、道學化帝學的奠基與發展
《年夜學》底本為《禮記》中的一篇，“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69]未惹起儒者足夠的重視。至宋代以來，由于帝王的倡導與士年夜夫的不斷詮釋，《年夜學》的思惟資源被從頭發掘。尤其是范祖禹在《帝學》中初次提出“帝王之學，謂之‘年夜學’”后，[70]《年夜學》日益成為宋代士年夜夫們以道統規范治統，致君堯舜的思惟兵器。可是他們只是提出了某些觀點，并未從理論上進行系統闡述。起首對帝學進行系統思慮與建構的是朱熹，從初度提出“帝王之學不成以不熟講”，[71]至其進侍經筵的三十多年間，他從未結束過對帝王之學的摸索。朱熹通過對帝王之學不是什么的辨析與反思，確立了以《年夜學》為焦點的儒家正學包養感情引導帝王的經典體系與理論框架，并通過理學思惟的運用，答覆了帝王為什么學，若何通過學以明理而正君心包養俱樂部立綱紀等系列問題，推動了以道學建構帝學的思惟建設。
之后真德秀沿著朱熹“《年夜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補往”[72]的思緒與精力，創作了《年夜學衍義》，再次標舉帝王之學，以《年夜學》為“君全國者之律令格例”，認為“為人君而不知《年夜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年夜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視其為“圣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73]，進一個步驟強化《年夜學》作為帝王之學的主要感化。從全書的結構而言，真德秀的《年夜學衍義》以“帝王為治之序”與“帝王為學之本”二者為“綱”，以“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為“目”，并在每目之下，又細分小目：如物致知之要下又分為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平易近情四目；誠意正心之面前目今分為崇拜畏、戒逸欲二目；修身之面前目今分為謹言行、正威儀二目；齊家之面前目今分為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親屬四目。而在各目之中又有細目，如“格物致知之要”下的“明道術”之目，又細分為“本性人心之善”“天理人倫之正”“吾道異端之分”“霸道霸術之異”四小目等。[74]并在“每條之中，首之以圣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而“其一得之見亦竊附焉”。[75]從而以“格物、致知、正心、修身”為“體”，以“齊家、治國、平全國”為“用”，[76]充實與完美了《年夜學》“八條目”中的前六條目，進一個步驟豐富、發展了帝王之學。假如說“朱熹應用《年夜學》來說明君主和學者該若何修身，真德秀則把《年夜學》作為一個參照點，作為天子品行的規范。”[77]
其后，明代的邱浚作《年夜學衍義補》一書，以《年夜學》“八條目”中的后二條目“治國”“平全國”為理論框架，博采六經、諸史、百家之文，完美和補充真德秀的《年夜學衍義》，至此以《年夜學》為框架，以道學建構帝學的理論任務得以完成。范祖禹、朱熹、真德秀、邱浚配合確立了《年夜學》在儒家經典及帝王之學中的主要位置，展現了帝王之學發展、演變的邏輯軌跡，寄寓了中國士年夜夫們試圖通過經典詮釋與理論建構，用儒家之道，引導、教化帝王，晉陞其心性修養，進而影響政治，塑造“圣”“王”合一的堯舜之君，重構政治社會次序的霸道幻想。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作者簡介：
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年夜甜心花園學傳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討生導師。重要從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等研討,在《北京年夜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科學》《光亮日報》等期刊與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書專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經筵講義研討》項目掌管人，參與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志》，負責宋元紀年卷撰寫。
朱漢平易近：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歷史學、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湖南年夜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岳麓學者領軍傳授。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國書院學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等。任岳麓書院院長20多年，推動岳麓書院的現代復興。掌管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重點項目、國家《清史》學術工程項目等十多項。出書《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惟理路研討》、《儒學的多維視域》等著作二十多種。獲評國務院當局津貼專家、首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徐挺拔教導獎。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普通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項目編號：16BZX056）的階段性研討結果。
[①]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31頁。
[②]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頁。
[③]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第571頁。
[④]從1162年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至其1194年進呈《經筵講義》，朱熹還撰寫了《癸末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等具有前后一貫性的“帝學”封事奏劄，力圖發揮其以學術指導帝王的品德修養與政治實踐的效能，實現其堯舜其君，道濟全國的幻想。
[⑤]朱熹：《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78頁。
[⑥]朱熹：《乞進德劄子》，《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74頁。
[⑦]朱熹：《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70頁。
[⑧]朱熹：《己酉擬上封事》，《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2，《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8頁。
[⑨]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1頁。
[⑩]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11]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2-613頁。
[12]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一》，《晦庵師包養女人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3，《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2頁。
[13]朱熹：《戊申封事》，第611頁。
[14]王十朋：《經筵講義》，《梅溪集》卷2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朱熹：《答陳同甫》，《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36，《朱子全書》第21冊，第1588頁。
[16]朱熹：《戊申封事》，第611-613頁。
[17]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4頁。
[18]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19]朱熹：《乙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20]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第632頁。
[21]朱熹：《戊申包養意思封事》，第597頁。
[22]朱熹：《年夜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頁。
[23]朱熹：《戊申封事》，第613頁。
[24]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25]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6-17頁。
[2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1頁。
[2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27，第3046頁。
[28]朱熹：《經筵講義》，《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5，《朱子全書》第20冊，第692頁。
[29]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3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3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49頁。
[32]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后》，《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82，《朱子全書》第24冊，第3895頁。
[33]朱熹：《經筵講義》，第691頁。
[34]朱熹：《經筵講義》，第691-692頁。
[35]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3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2頁。
[37]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sd包養38]朱熹：《經筵講義》，第692頁。
[39]朱熹：《壬午應詔封事台灣包養網》，第572-573頁。
[40]朱熹：《年夜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4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包養網VIP42]朱熹：《經筵講義》，第699頁。
[43]朱熹：《經筵講義》，第699頁。
[44]朱熹：《經筵講義》，第710頁。
[45]朱熹：《庚子應詔封事》，第581頁。
[46]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117-119頁。
[47]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第231頁。
[48]朱熹：《經筵講義》，第691頁。
[49]朱熹：《經筵講義》，第691-692頁。
[50]朱熹：《經筵講義》，第691-692頁。
[51]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二》，第633頁。
[52]朱熹：《乙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53]朱熹：《辛丑延和殿奏劄二》，《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3，《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9頁。
[54]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55]朱熹：《延和奏劄五》，《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64-665頁。
[56]朱熹：《行宮便殿奏劄二》，《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70頁。
[57]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頁。
[58]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頁。
[59]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8頁。
[60]《戊申封事》共分三部門：一論全國之年夜本；二論當日之急務；三論時論之得掉。束景南認為這是“朱熹生平對南宋社會一次登峰造極的周全分析，也是理學家用誠意正心之學解決社會急切問題的有名范例。”見束景南：《朱熹研討》，國民出書社2008年版，第178頁。
[61]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19-620頁。
[62]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0-621頁。
[63]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1頁。
[64]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1-622頁。
[65]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2-623頁。
[66]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3-624頁。
[67]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4-625頁。
[68]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5-626頁。
[69]四庫全書研討所收拾：《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35，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61頁。
[70]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31頁。
[71]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1頁。
[7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73]真德秀：《年夜學衍義序》，《年夜學衍義》，朱人求點校，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第1頁。
[74]真德秀：《年夜學衍義序》，《年夜學衍義》，第2-3頁。
[75]真德秀：《年夜學衍義序》，《年夜學衍義》，第3頁。
[76]真德秀：《尚書省劄子》，《年夜學衍義》，第5頁。
[77]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第121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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