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可復乎？唐代“徐元慶復仇”案所蘊含的法理爭議
作者：李德嘉（北京師范年夜學講師）
來源：作者賜稿，原載于《法令適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8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十三日辛卯
耶穌2018年4月28日
【摘要】“怙恃之仇，令人切齒”是儒家所認可的倫理觀念，包養行情是以，古往今來的國人均對復仇者持同情的態度。在現代年夜一統的王朝中，復仇意味著儒家之禮教與國家律法之間的沖突。在禮與法的沖突中，現代司法實踐逐漸發展出由天子親自裁決復仇并對復仇者實施寬宥的做法。傳統司法對復仇的裁決既堅持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又反應了王權對孝道的尊敬和保護，此中體現的“司法原情”主張對當下的司法實踐也有主要的啟表示義。
【關鍵詞】復仇；禮法之包養網單次爭；司法原情
引言
2018年的大年節之夜，陜西省漢中市南鄭區男人張扣扣持刀將鄰居王改過及其二子王校軍、王正軍殺害，而殺人緣由據說是為了給母親報仇。張扣扣為母復仇一案發生后，一些輿論認為張扣扣的行為頗有現代俠士復仇之遺風，是以值得同情和寬宥。但是，現代法治社會中，復仇行為自己便是對法制次序的破壞，故而有學者指出，將防衛和私力救濟的行為納進法治，不僅是為了維護國家法制權威，也是為了保證和發展不受拘束，是以任何為復仇張目標論調都是不成取的。[2]現代法治社會中的所謂復仇事務，突顯了法令與道理之間的張力，若何在法令和情面之間尋求一個均衡點，需求古人在傳統的司法實踐中尋找聰明。
“怙恃之仇，令人切齒”是儒家對于復仇問題的基礎立場，儒家倫理浸潤傳統社會千余年，以君臣父子所構成的倫常關系成為隱躲于法令背后的價值準則。在進進年夜一統社會之后，儒家所強調的復仇倫理與國家律法之間的沖突逐漸顯現。準許復仇，則“殺人者逝世”的國家律法被疏忽，制裁復仇，則傷害逆子之心且有違儒家倫常。是以，在成文法的框架之內尋求禮與法的均衡，成為傳統司法面對復仇問題時所需求解決的問題。傳統司法在裁判復仇案件時所逐漸構成的審判準則和方式對思慮當下法令與道理之間的關系也具有啟發價值。
一、“徐元慶復仇”案中的禮法沖突
唐朝武則天時期包養違法發生了一路為父復仇的案件，該案中所觸及的情法沖突惹起了歷代學者的爭議。《新唐書·刑法志》中記載了這則案例并且附有陳子昂對案件審理的意見，為討論便利，現摘錄原文如下：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逝世，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成訓人，亂綱不成明法。圣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遵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后暴亂銷，廉恥興，全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義士何故加？然殺人者逝世，畫一之制也，法不成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分歧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茍，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包養一個月價錢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全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逝世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閭墓可也。[3]
該案案情并不復雜，同州下邽縣徐元慶的父親徐爽因事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徐元慶為復父仇而更sd包養名換姓，伺機接近并殺逝世了趙師韞。徐元慶親手殺逝世趙師韞后自縛報官請罪，武則天念其孝心，本來想赦宥徐元慶的逝世罪，但左拾遺陳子昂認為：“殺人者逝世，畫一之制也。法不成二，元慶宜伏辜。”[4]可是，為父復仇又是儒家孝道所倡導的行為。是以，陳子昂提出了一個調和之策，“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包養意思后旌其閭墓”。[5]這樣看似既不違反法令，又能合適儒家倫理，是以該意見也為當政者所接收。
陳子昂看似調和之議實則加倍凸起了禮與法之間的張力，既然復仇行為為倫理所倡導，那為何法令又加以制裁。懲善之法令豈非惡法？是以，百年之后的柳宗元又針對該案提出異議，他認為：“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6]柳宗元包養意思指出，該案的關鍵在于辨明公私之義，假如當初徐父是因為包養網評價犯罪而包養意思伏誅，則徐元慶為父報仇的行為就是“仇皇帝法，而戕奉法之吏”[7]，當然應獲得嚴懲。反之，假如縣尉趙師韞是為一己之私而殺徐元慶，則徐元慶的行為合適儒家復仇之義，不僅不該受罰，反而應該獲得旌表。
唐代“徐元慶復仇”案所引發的爭議實則是關于禮法沖突的法理爭論，畢竟應該若何均衡由復仇所引發的禮法沖突，是論爭的焦點地點。柳宗元所論其實并沒有超越先秦儒家所確立的復仇原則：“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8]對于“父不受誅”的情況，柳宗元仍然強調了復仇的正義性，實質上回避了此中的禮法沖突。將包養網dcard陳、柳的復仇之爭放進思惟史的視野中往，我們會發現由“徐元慶”案所引發的爭議背后觸及諸多法理問題。從先秦儒家確立了血親復仇的正當性原則以來，關于復仇所觸及的禮法沖突，學者一向爭論不休。允許蒼生個人以私力進行復仇實際上破壞了法令的統一，也挑戰了君主立法的權威，是以，在王權至高無上的年夜一統社會中，復仇始終與法令所代表的君主權威發生沖突。但是，法令制止復仇，又傷逆子之心，也有違儒家孝道的倫理原則。在現代社會由儒家倫理原則所構成的禮制次序實際上是效率層級更高的律法，其焦點原則通過法令儒家化的運動已經滲進法令之中，成為成文法典的基礎原則。恰是這般，復仇所觸及的禮法沖突才會成為思惟史上的主要命題，惹起歷代思惟家的爭論。
二、傳統社會中復仇觀念的歷史變遷
1.從“怙恃之仇，令人切齒”到“復仇之義，為亂世之言”
先秦儒家對待復仇的態度非常鮮明，《論語·憲問》記載孔子與其門生的一段對話：“或謂：‘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故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可見孔子并不認可“以德報怨”，而是認為怨仇應該獲得相應的報復，這大要就是“直”的含義。在儒家倫理觀念，尤其是孝道觀念的影響下，怙恃之仇則必須以逝世相報，後代與怙恃之仇最基礎不克不及在統一片天空下生涯。《禮記·曲禮》中記載了儒家對待復仇的基礎態度和原則：“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包養管道交游之仇，分歧國。”所謂“弗與共戴天”，即身負殺父之仇的後代與敵人之間是一種不共戴天的關系。是以，儒家還包養app有“《年齡》榮復仇”的說法。《年齡》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9]《公羊傳》于此有一段解釋：“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仇也。”[10]《年齡》筆法有“內不言敗”的體例，即對我方的戰敗采取避諱的筆法，不克不及稱之為“敗”。而此處之所以不諱言“敗”，則是因為為怙恃復仇，以逝世敗為榮。[11]《公羊傳》以一種隱秘的筆法包養平台說明了先秦儒家對待怙恃之仇的鮮明態度：怙恃之仇，令人切齒，復仇之戰，雖敗猶榮。
《年齡》“榮復仇”的倫理原則與專制王權之間存在著牴觸，一面是凸顯孝道精力的“榮復仇”原則，別的一面是年夜一統佈景下所產生的“尊王”之道。所謂“年齡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其目標就是維護全國一統的法制次序。個人的復仇行為顯然是對國家法制的破壞，若何均衡《年齡》“榮復仇”與“尊王”之間的關系？儒家為復仇行為提出了基礎限制：起首，假如怙恃因罪伏誅，則子孫不得為其復仇。《公羊傳》規定：“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12]何休注“推刃之道”：“一往一來謂推刃。”父親因罪伏誅，子孫復仇，勢必惹起受益人的報復，一往一來無異于推刃。其次，復仇對象僅限于對頭本身，而不得株連子孫。《公羊傳》說：“復仇不除害。”何休注：“取仇身罷了，不得兼仇子。”[13]最后，《禮記》中還有“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斗”[14]的規定，即私家雖有仇讎，但在執行王命過程中即便相遇也不成復仇。《公羊傳》之所以在“榮復仇”的同時又對復仇提出種種限制，其實就是試圖在儒家倫理內部均衡國法與禮制之間的關系，一切關于復仇的限制皆與維護法令權威有關。
隨著年夜一統時代專制王權的慢慢強化，王權對于復仇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并且人們開始思慮復仇所體現的禮制原則與法令權威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徐元慶案發生后，唐代開元年間又發生一路張繡、張瑝為父復仇案，此案的牴觸焦點在于長期包養張繡、張瑝之父并非是因私仇而被殺，乃是因為其父被誣謀反而遭有司冤殺。張繡、張瑝成年后為父復仇，手刃當初誣告父親的官員。當時的中書令張九齡從逆子復仇的禮法年夜義出發欲對張繡、張瑝進行寬宥，可是玄宗卻認為：“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于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成恕。”[15]玄宗以平易近間復仇實際上不難導致冤冤相報，使法制次序遭到破壞，是以提出了“殺之成復仇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的觀點。此案中，張繡、張瑝之父實際逝世于冤案，復包養sd仇者所復之仇雖是誣告者之身，但歸根究竟冤案其實是由司法不公所形成的，假如任由蒼生替冤逝世者報仇，則會導致人們對于法令次序的整體質疑，危及王權統治。
北宋王安石則從法令次序的角度指出復仇只是蒼生于亂世中不得已的私力救濟手腕，“蓋仇之所以興，以上之不成告，辜罪之不常獲也”，[16]復仇實際上是在仇怨不得訴的情況下的無奈選擇。法令次序樹立之后，對暴行的懲戒權力應由國家行使，平易近間的復仇實為以暴制暴，本質是對法令次序的破壞。王安石說：“故復仇之義，見于《年齡傳》，見于《禮記》，為亂世之為後輩者言之也。”[17]宋人王開祖更是進一個步驟指出：“復仇者，平易近自治也，平易近自治而無君也，烏有上無君而下胥持以生哉。”[18]二王的論述可知，北宋時學者已經不再認可血親復仇的禮制倫理具有高于法令次序的價值，復仇只是在法令次序闕掉之下，蒼生自力救濟的手腕。在法令健全的霸道亂世，復仇就成為對法令次序的破壞。從包養網評價“怙恃之仇，令人切齒”到“復仇之義，亂世之言”反應了伴隨專制王權的發展，法令次序也逐漸穩固，儒家禮包養價格ptt制所反應的倫理精力逐漸為國家法令次序所吸納。復仇當然為儒家所旌表的價值，但仍然需求在法令次序的框架內尋找一個合適的妥協之道。
2.現代國家立法中復仇觀念的變化
與崇尚復仇的儒家倫理分歧，現代國家立法中卻少有關于復仇的規定，《唐律》雖然規定在祖怙恃、怙恃為人所殺的情況下制止當事人之間進行私和，強調了怙恃之仇不成同天的倫理價值。可是，從張繡、張瑝案可知，唐玄宗時國家制止蒼生通過私力救濟來復仇。可是，官方制止卻難以組織平易近間蒼生對復仇行為的旌表。雖然官方處逝世了張繡、張瑝，但在平易近間則同情者居多，據史載：“瑝、琇既逝世，士庶咸傷愍之，為作哀誄，榜于衢路。市人斂錢，于逝世所造義井，并葬瑝、琇于北邙，又恐萬頃（即楊汪）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處。其為時人所傷這般。”[19]
《宋刑統》中初次規定了對于復仇問題的司法法式，即碰到復仇案件，基層司法官員應該根據上請軌制，將案件提交由天子處理，“臣等參詳：若有復祖怙恃、怙恃仇者，請令今后具察，奏請敕裁”。（包養犯法嗎版本？）[20]《明律》則明文規定了對子孫復仇的行為減輕處罰：“復仇, 惟祖父被毆條見之, 曰:` 祖怙恃、怙恃為人所殺, 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 杖六十。其即時殺逝世者勿論。其余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 杖一百。”[21]
清律繼承了明律關于祖怙恃、怙恃為人所殺的規定，規定：“若祖怙恃、怙恃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逝世者，勿論。”可見，清律對子孫復仇的行為依舊持可以減輕處罰的態度。沈之奇注曰：“義應復仇，故擅殺之罪輕。若目擊其親被殺，痛忿激切，即時手刃其仇，情義之正也，何罪之有？”[22]別包養網單次的，《年夜清律例·刑律·父祖被長期包養毆》所附咸豐二年刊定的一則條例則嚴格規定了國法與復仇之間的關系：“祖怙恃、怙恃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后被逝世者子孫撞遇殺逝世者，照擅殺應逝世罪人律，杖一百。其兇犯雖經到官擬抵，或于遇赦減等發配后，輒敢潛逃還鄉，致被逝世者子孫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擬抵后援例減等，問擬軍流，遇赦釋回，國法已伸，不當為仇。若有子孫敢復仇殺害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定擬，進于緩決，永遠監禁。”[23]該條規定假如殺人者遇赦釋回，則屬于國法已申，則明確制止復仇，假如在兇犯未到案，國家公權力未能實現對犯法的懲罰時，則對擅殺的復仇者按擅殺應逝世罪人律只杖一百。
三、傳統司法實踐中對待復仇案件的基礎態度
1.唐代梁悅復仇案中確立的情法均衡原則
《舊唐書》中曾記載一則唐代逆子為父復仇的案例，此案在當時曾引發了許多學者、官員的討論，此中韓愈的意見綜合情法，最具代表性。現將此案案情及韓愈的觀點摘錄于下：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仇，據《禮經》，則義分歧天；征法則，則殺人者逝世。宜令都省集議。”
韓愈議曰：“子復父仇，見于《年齡》、《周官》、《禮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逆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制止其端。故圣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仇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掉其指矣。”乃杖悅一百，流循州。[24]
在韓愈的這段論述中可知，做兒子的為父親報仇包養違法依照經義的請求不應處刑，如不許逆子復仇則傷逆子之心，也違背了先王倡導孝義的祖訓即“乖先王之訓”，但允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制止其端”，使人人可以依照法令規定自行殺人。這樣出現了二者的牴觸，“故圣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即所以對復仇的行為一方面圣人在經義中反復告誡，而另一方面在律令條法上卻最基礎不提，這樣的意圖就是既讓執法官員堅決按法令來斷案，又讓經學之士引經據典來議論。最后韓愈認為：“凡復仇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就是把復仇案件上報皇上考慮權衡后在作出處置，“則經律無掉其指矣”，這樣既依從了法令又考慮了道理原因，做到了“情法兼到”。
本案年夜可玩味之處在于韓愈對復仇立法的懂得。唐代法令并沒有關于復仇的處罰規定，這就形成了在司法實踐中關于復仇問題的情法沖突，假如依照法令的成文規定，復仇要按普通的殺人罪論處。而根據儒家經義和傳統的人倫品德與感情觀念，復仇都是天經地義的工作，雖然不合適現實的律令規定，可是卻合適社會上人們心中的普通品德。恰是由于唐代法令關于復仇并沒有作出特別規定，才導致司法實踐中人們圍繞復仇者能否需求以殺人論罪的聚訟紛紜。關于唐代法令為什么沒有復仇的法令規定，韓愈的懂得與眾分歧。他認為法令之所以不規定復仇，并不是如年夜眾認為的立法罅漏，而是立法者的有興趣留下空缺，給司法者以充足的空間。韓愈的觀點以現代法令方式的視角往看，屬于目標解釋中的主觀解釋，即還原立法者真實意圖的解釋方式。但是，貫穿韓愈對立法目標的解釋始終的理念或價值卻是儒家經義中所倡導的倫包養感情理次序和人倫感情。在韓愈看來，之所以法令要對復仇問題留白，就是擔心對復仇者加以處罰有“傷逆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的嫌疑，而假如明文規定允許復仇，則能夠會年夜開擅殺的便利之門，惹起社會的動蕩。是以，韓愈建議統治者應該對復仇問題進行個案化的處理，在情面與法意之間找到個案的均衡點，然后加以裁決。
在韓愈心中，始終沒有衝破成文法的觀念，情面與法令的關系恰如前人的比方，情面或儒家經義是對短期包養法令的“緣飾”。所謂“緣飾”，以現代法理學的視角往看，就是法令解釋和適用的方式。法官適用法令時起首考慮的是法令的規定，可是決定法令條文應用的則是案件中具體的情面事理。司法裁決并不是簡單的法令適用過程，其要獲得傑出的法令後果和社會後果，還要留意判決書中的說理，有時情面就很好地起到了判決說理的感化。韓愈的見解獲得了當時統治者和多數官員的認可，不僅被載進史冊，並且影響了唐宋之后國家對復仇的政策。
2.傳統司法實踐中對待復仇案件的處理原則
（1）上請圣裁
自韓愈在梁悅復仇案中所提出的復仇案件一概上奏最終皇帝圣裁的原則為當時統治者所接收之后，復仇案件往往由中心司法處理，奏請皇帝裁決。《宋刑統》中更是通過“臣等參詳”條明確了復包養一個月價錢仇案件的上請原則。明清之后的律典中雖然對子孫擅殺行兇者的復仇行為已經進行了減輕處罰的規定，可是復仇案件也凡是會由天子親自處理。明清時期的復仇案件往往上呈中心裁決，判文中時常出現“朕”、“欽此”字樣，說明天子對復仇案件特別關注。在明清時代關于復仇的案件中，雖然律典已經對于復仇有寬容的懲戒辦法，可是在判決中，復仇殺人者往往被赦宥無罪或改判更輕的罪刑。這說明現代對于復仇案件，雖然出于維護法令次序的原則而從律典中明文規定對復仇行為施以刑責，可是，通過上請中心，由天子通過不受拘束裁量權的行使，作出寬宥。這樣，現代復仇案件的處理既能合適法令的規定，又能顯示國家對儒家血親復仇的倫理原則的尊敬。
傳統司法中對于復仇一類的刑事命案，處所官員雖然同情逆子，可是假如要想做到情法兩盡，必須報經皇帝圣裁，通過最高司法權力對復仇者加以寬宥。這是傳統司法權力的職責分工，臣子守文，而君主權斷，猛攻成文法的規定對案件進行裁決是臣之天職，而君主則可以運用本身的最高司法權力對復仇之逆子進行法外開恩。西晉劉頌認為：“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年夜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25]所謂“主者守文”就是請求司法官員嚴格按照成文法審理案件，嚴格依照法令的情勢化請求來處理問題；而年夜臣則重要負責解釋法令中的沖突和含混的處所，使得法令能夠有用地運作；而均衡情與文，根據分歧的情況折衷法令處理案件，則是君主的特權。劉頌明確指出，之所以請求“主者守文”就是避免基層司法仕宦借以道理折衷法令的名義徇情枉法，只要嚴格成文法的適用，才幹最年夜限制地避免司法仕宦的腐敗。綜上所述，傳統司法中的道理運用，重要是在成文律令的框架下所進行的，那種將現代司法懂得為情面凌駕于成文法令之上的觀點是不合適歷史事實的。當然，也無須置疑，傳統司法在尊敬情面的精力的感化下，情面在司法過程中的運用，對傳統司法過程中法令的適用起到了深入的影響，塑造了傳統司法中獨特的情法關系。
（2）同情逆子
傳統司法不僅具有“懲惡”或“裁判”的感化，並且具有“揚善”的任務。法的“揚善”任務是通過在司法過程中對“情面”與“法意”的闡明來得以實現的。“情面”是法的總旨和靈魂，而“律文”則包養留言板是法的情勢與表現。法官在對蒼生宣諭案件中的法意與情面時，其實也就是在弘揚法的精力和儒家所倡導的人倫價值，所體現的恰好是由儒家人倫和情面思惟所構成的法理念和法價值。是以，在傳統司法實踐中，法官往往在其判決書中對合適儒家人倫價值的逆子加以表揚。
清代有一則“傅良化痛父被傷憤戕二命”案，該案中柳希元、柳希貴、柳卸求三人分持扁桃、木棍、鋤頭等兇器登門毆擊傅良化之父傅楊壽，傅良化見父被毆擊，情急之下持槍還擊，斃柳希元、希貴兄弟，傅父雖未當場斃命，不出十日亦辭世。根據清律，若父祖被毆而未當場斃命者，只宜救護還擊，如救護還擊過程中致對方有所折傷、逝世亡，皆依常律包養網比較科罪。該案傅父當場并未身亡，是以傅良化雖屬情急救父，但不該斃傷兩命。是以，此次判決仍判處傅良化逝世刑。但審理法官在判決書中充足表達了對逆子的同情，說：“當日希元、希貴登門毆擊，兇橫傷人，實為戎首。今不克不及為良化開一面之網，使人有余憾焉！”[26]判決書中充足體現了審理法官對復仇者不忍深責，但又無法屈法申情赦宥其罪的遺憾。
（3）情法兼備
《舊唐書》中曾記載一則“康買得殺人救父案”，該案犯康買得年僅十四，因救父心切而將與父親扭打之張蒞打逝世。按當時的法令規定，父親為人所毆，兒子為救父而居心傷人者應減通俗斗毆罪三等，假如致逝世，則依常律斗毆致逝世科罪。但是，處理該案的刑部官員孫革在審理此案時卻提出了分歧的見解：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云陽縣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征之，蒞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捴解，遂持木鍤擊蒞之首見血，后三日致逝世者。準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斗三等。至逝世者，依常律。即買獲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蒞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圣化所加，孺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年齡》之義，原心科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敕：“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逝世，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掉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逝世罪一等。”[27]
刑部員外郎孫革的意見重要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買得年僅十四歲，而傷害其父的張蒞“角觝力人”，于是康買得“不敢捴解”，在此求助緊急關頭，買得以“木鍤擊蒞之首”就是最為合適的選擇；第二，買得的主觀心思是救父心切，非暴非兇，是以，在主觀上并不具有迫害；第三，買得是未成年人，年僅十四歲而理解救護父親的事理，難能可貴，是以“雖殺人當逝世，而為父可哀”。雖然根據當時的律令，買得應該依常律處逝世，但恰是出于以上的來由，孫革認為對于康買得的處罰應該“減逝世罪一等”。
《宋史》中所載一則“甄婆兒復仇案”，可見當時君主對于復仇之態度：
有京兆鄠縣平易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托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后數年稍長年夜，念母為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啼，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年夜仇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冷食，具酒肴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后，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仇，特貸焉。[28]
甄婆兒十歲時，母劉氏與董知政因故起釁，董擊殺劉氏。甄婆兒將妹托鄰人張氏撫養，而本身遷至他村。數年后，甄婆兒回村祭母并砍殺敵人董知政，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為母復仇，特別赦宥其罪。史書中未載甄婆兒畢竟是自首抑或是遭有司拘捕，也未見處所司法機關判決若何。可是“有司以其事上請”，由皇帝親自裁決的法式合適《宋刑統》規定。太宗也通過此案寬赦了甄婆兒，做到了情法兩盡。
上述兩則案例，一是刑部官員在法令適用時充足考慮結案件中逆子救父之情面倫理，于是奏請皇帝法外開恩，最終皇帝專門發布敕文按“減逝世罪一等”之刑免救父逆子之逝世。二是皇帝出于對能復母仇的男子的旌表，特別對復仇者進行寬宥，赦其罪名。二者均為法外容情，可是為最高司法權力直接糾正個案中的量刑之偏，是現代社會為實現情法兩盡的軌制設計。
結語：復仇案件中的“司法原情”及其現代價值
怙恃後代之間的人倫關系是禮義精力之地點，也是人與野獸相區別之關鍵。南宋司法官員這樣闡述人倫感情的主要：“人生六合之間，所以異于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無他，只是孝于怙恃，友于兄弟罷了。”法令應該保護父子之間彼此救護的自然親情，為了包養站長維護這種父子之間彼此救護的自然親情與倫理，有時甚至不吝違背法令規則的請求。這種“以情曲法”的做法在前人看來叫做“諸罰有權”。所謂“權”，某種意義上就是以道理衝破法令規范的規定。這樣做并不會使法令掉往穩定性，因為有“權”就有“經”，“權”的條件是承認法令在正常情況下必須獲得遵照，只要在將法令視為“常經”的條件下，適當運用刑罰的“權衡”，不單不會破壞法令的穩定，相反能使法令的運作加倍合適道理的請求。情面化的司法將情面與法意融為一體，通過法官在判決中對蒼生的宣諭，情面、法意在判決中獲得了充足的結合，成文的律令通過情面化的懂得和運用，更能夠為通俗蒼生所尊敬和懂得。是以，傳統司法中重視情面的做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教導公眾尊敬法令、懂得法意的感化。
在傳統法官的心中，司法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對被破壞的人倫次序、感情關系的修復，而不是維護法令的次序。因為法令的終極目標也在于對人倫次序和感情關系的維護，傳統法中的親親相隱、服制訂罪、維護親屬間的等級次序的法令無不體現了法令對于人倫次序和人際天然感情關系的維系。既然，維護人倫次序和感情關系是傳統法的最終價值和目標，那么，在司法過程中對于人倫次序的修復，從最基礎上說就是對法的價值的維護。維護人倫包養感情次序和人際天然感情關系的司法實際上也是對法令權威的維護。儒家認為機械地適用法令并不克不及使人發自內心腸接收規范的約束，只會使人喪掉廉恥，是以法令的最基礎其實在于順應人的基礎人道與倫理，只要與禮義精力相符的法令才幹為蒼生所自覺接收。傳統法官以道理解釋法令、在判決中闡釋包養ptt個案中的人倫與法意的經驗不僅可以更好地增添廣泛性法令在特別案件中適用的公道性，起到了正確適用法令的感化，並且可以同時做到使法令順應公眾的樸包養女人素人倫感情，也能使公眾對法令產生信賴。
注釋：
[1] 李德嘉，法學博士，北京師范年夜學法學院講師。
[2] 盧建平：“任何為個人復仇張目標論調均是反法治的”，載http://news.ifeng.com/a/20180221/56153966_0.shtml，2018年3月24日訪問。
[3] 《新唐書·孝友傳》。
[4] 同上注。
[5] 同上注。
[6] 同上注。
[7] 同上注。
[8] 劉尚慈譯注：《年齡公羊傳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90頁。
[9] 同上注，第126頁。
[10] 同上注，第126頁。
[11] 何休《解詁》：“復仇以逝世敗為榮，故錄之。”轉引自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30頁。
[12] 同前注8，第590頁。
[13] 同前注8，第592頁。
[14] 《禮記·檀弓》。
[15] 《舊唐書·孝友傳》。
[16] 王安石撰，李之亮箋注：《王荊公函集箋注》，巴蜀書社2005年版，第1126頁。
[17] 同上注，第1126頁。
[18] 王開祖：《儒志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18頁。
[19] 《舊唐書·孝友傳》。
[20] 竇儀等撰：《宋刑統》，吳翊如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6-357頁。
[21] 《明史·刑法志二》。
[22] 沈之奇撰，懷效鋒、李俊點校：《年夜清律輯注》，法令出書社2000年版，第784頁。
[23] 吳坤修等：《年夜清律例根原》，郭成偉點校，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版，第1428頁。
[24] 《舊唐書·孝友傳》。
[25] 《晉書·刑法志》。
[26] 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第9冊，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9-10頁。
[27] 《舊唐書·刑法志》。
[28]台灣包養 《宋史·孝義傳》。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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