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后期兩個丁玲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丁玲重要是小說家。她創作的散文多少數字雖多，總量甚至少于小說，但獲得的追蹤關心和研討卻并不深刻。自古代意義上的文學呈現以來，散文是四年夜文類中最難界定的情勢，散文研討也是推動較為單薄的範疇。丁玲散文及其研討也是這般。
本書支出的丁玲散文，涵蓋除小說、文論（以及戲劇）之外的重要丁玲作品，包含小品、漫筆、雜文、消息報道、通信錄、游記、回想錄、口述收拾而成的短文等各類情勢。全書從60余萬字的丁玲散文總體中，挑選出64篇交流代表性作品，編成四輯，以期稀釋性地浮現丁玲散文的精髓。同時也盼望經由過程對丁玲散文的從頭收拾，更為完全地浮現作為文學家的丁玲及其散文的思惟意義與汗青價值。
1984年，丁玲曾寫過一篇題為《閒談散文》[1]的短文，專門談她對散文的懂得及其散文創作的過程。她開篇寫道，“有人把散文看得比小說低一些，這是不對的的，也不合適汗青的現實”。但現實上，對于以“小說家”成分登上文壇的丁玲而言，這種把散文看得低于小說的設法也時隱時現，1942年經過的事況創作轉型之前尤其這般。丁玲的第一部散文特寫集《一年》第一版于1939年，重要是1937—1938年她在東南戰地辦事團時代的生涯實錄和人物速寫。在此之前，丁玲雖也有部門散文小品和手札頒發，但她專注于小說創作，對散文創作并不很在意。在為異樣出書于1939年的小說散文集《一顆未出膛的子彈》所寫的“跋”中，她如許評價初到陜北時所寫的戰地漫筆：“我一貫不愛好寫印象記和通信，所以不滿足，也不急于要出書。但又不願動筆寫小說，總嫌察看體驗不深。”[2]可見，寫印象記和通信類的散文仍是寫小說，對那時的丁玲來說，不只有小我愛好題目，還有表示瑜伽場地和書寫的深淺題目。
跟著創作實行的豐盛，丁玲對散文的立場也在產生轉變。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頒發之后，丁玲經過的事況了一次年夜的創作轉型，本書支出的《田保霖》《平易近間藝人李卜》《記磚窯灣騾馬年夜會》等作品便是實行這種新的寫風格格的產品。丁玲如許說：“我把寫散文看成一項嚴厲風趣的任務，是到了延安以后，那時，我常常下廠下鄉，接觸良多人，清楚良多人。我想像《聊齋》那樣，一小我物寫一篇，要寫得精闢，有滋味。我寫這些人物，也是有興趣為以后寫小說練筆打基本。”[3]這些作品于1948年結集為《陜冬風光》。固然采取的重要還是以人物為主的通信報道情勢，但有兩種新的原因呈現了，一是帶著“對人物對生涯都有了濃重的情感”，二是開端“有興趣識的在寫這種短文時操練我的文字和作風了”。[4]這不只意味著丁玲的寫作態度和立場的變更，也是她散文創作的自發。丁玲將好漢勞模人物的生平、故事和事務放在陜甘寧邊區反動的年夜佈景中，做了速寫式浮現。在寫作中，她有興趣識地暗藏或控制本身的客觀感情抒發，而采取對人物的客觀視角做客不雅浮現的寫法，以表示人物思惟和精力品德的汗青性變更，從而構成一種分歧于晚期創作的新作風。
從《一年》到《陜冬風光》，不只記載了丁玲延安時代“自我戰斗”[5]的生長軌跡，也標志著丁玲散文創作的成熟，并構成了她此后的兩種重要書寫作風。《陜冬風光》中的人物速寫和客觀精力內在浮現的寫法更多地表示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而《一年》中以“我”為線索的生涯實錄和隨感，則重要表現在她1950年月完成的創作中。
1950年月的丁玲，記憶猶新的是長篇小說《在酷寒的日子里》，這部一向在丁玲打算中但終未完成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的寫作。在很多人的印象中，1950年月的丁玲似乎進進了創作的“停止”期。但現實上，她的創作多少數字并未削減，毋寧說這個時代的丁玲重要轉向了散文與文論創作。這個時代，她完成了一部游記散文集《歐行散記》、多篇主要散文《一個真正的人的平生》《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文論集《跨到新的時期來》《到群眾中往落戶》及其他文章。從1948年6月進進北平城至1957年5月前去北年夜荒，在忙碌的行政任務和不穩固的創作周遭的狀況中，丁玲的作品多少數字還是頗為可不雅的。但丁玲本身并不滿足。她如許說明：“特殊是五十年月初，我的任務較多，不答應我集中精神寫長篇小說，只得提起筆來，順著本身的思路和情感寫散文。”[6]從丁玲的客觀愿看來說，她更愿意“集中精神寫長篇小說”，但因客不雅前提不允許而“只得”寫散文。
但現實上，散文創作不只在延安時代、1950年月是丁玲文學的主要構成部門，更值得說起的是，1979年復出至1986年往世，暮年丁玲的盡年夜部門創作都是散文。這包含一部游記散文集《訪美散記》、兩部回想錄《魍魎世界》《風雪人世》，尤其是《我所熟悉的瞿秋白同道》《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魯迅師長教師于我》等多篇懷人散文，都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名篇。認識到散文在丁玲創作中的主要位置，起首需求打破那種僅僅將丁玲視為小說家的定見，更周全地掌握丁玲的文學創作。假如說“古代時代”的丁玲，重要是以小說創作著稱的話，那么，“今世時代”的丁玲，現實上曾經成為散文家丁玲。追蹤關心并器重丁玲的散文創作，觸及對丁玲在兩個分歧時代，即“古代”與“今世”或“後期丁玲”與“后期丁玲”的懂得和研討。這可以衝破以後丁玲研討“重古代輕今世”“重小說輕散文”的基礎取向，更為完全地輿解丁玲的所有的創作，進而從全體上重構作為文學家的丁玲抽像。
二、“不受拘束的寫作”
對丁玲而言，散文創作是“不受拘束的”甚至“自覺性”會議室出租的寫作。“順著本身的思路和情感寫散文”，意味著她器重本身的“思路和情感”，並且是“順著”這種理性狀況在從事散文創作。當然，這并不料味著丁玲散文就不斟酌文章的全體布局、情勢設定和主題施展，現實上，她的不少散文名篇都帶有小說化的敘事特色，從而在文類上難以區分是散文仍是小說。若何懂得“散文”作為一種文學情勢的奇特意義，牽涉丁玲創作的一些最基礎性題目。
丁玲在從事散文創作和小說寫作時，處在兩種分歧的創作狀況。寫小說，對她而言，需求集中的時光和專門的寫作周遭的狀況，而寫作散文則是隨時甚至隨地都可以的；小說創作是一種工程式的運營和建構，而散文創作則是一種見縫插針、與生涯融為一體的隨機性寫作。可以說，散文創尷尬刁難丁玲來說，真正做到了“文從己出”，從而“文如其人”，文學創作和寫作主體融為了一體。與此比擬，小說創作似乎更需求做一種情勢的運營，是一種與寫作者的生涯及精力世界有必定反思性間隔的對象化產品。
從丁玲這種創作狀況動身，或許需求思慮的是“散文”作為一種既傳統又古代的文學文類的奇特性。分歧于古代小說、詩歌及話劇顯明的“舶來”性質，散文更接近于幾千年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文”“文章”這一寫作形狀。與其他三種體裁都有比擬嚴厲的情勢請求分歧，散文現實上成了文字著作、文字表達自己的代名詞。丁玲在《閒談散文》中提到，中國散文有“長久的傳統和多種款式”，這也就是說，散文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有著更為慎密的聯繫關係。陳平原曾如許寫道，“對于20世紀的讀者而言，小說的位置能夠遠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上，‘散文’作為中間文類所遭到的器重，遠非‘不登年夜雅之堂’的小說所能相比”，“‘散文’與其說是一種自力的文類，不如說是除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無窮遼闊因此難以界說的文學範疇”。[7]本書對丁玲散文體裁內在的界定，也與此類似。固然晚期丁玲重要將散文視為其文學創作的“副產物”，但假如衝破狹窄的文類認識限制，將丁玲的文字和文章都視為其文學創作，那么，“丁玲文學”的涵蓋面將廣大很多，對丁玲的全體創作也會有新的懂得。這就需求思慮丁玲的散文創作做出了如何的發明性實行，若何衝破甚至拓展了古代中國文學的鴻溝。
丁玲創作生活中一個值得剖析的主要景象是，1948年完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固然一向心心念念于小說創作，但現實上丁玲此后簡直沒有很勝利的小說作品。她自己將之說明為缺乏足夠的時光和安寧的周遭的狀況來完成寫作。但較為顯明的是，丁玲在創作《在酷寒的日子里》的經過歷程中，確切碰到了并非純然外因的困難。無論是1950年月初期，仍是在1970年月后期山西長治時代，也包含1980年月復出之后，丁玲破費在這部作品上的時光并不少。從兩個時代正式頒發的章節來看，可以說《在酷寒的日子里》并沒有顯明衝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藝術成績。或許絕對客不雅的說法是，《在酷寒的日子里》某種水平上顯示出丁玲在創作上碰到了困難，這個困難與丁玲的小說摸索直接相干。是以，在她復出后創作的近100萬文稿中，除了一篇糅合了小說與散文體裁特色的《杜晚噴鼻》之外，沒有其他的小說作品。丁玲研討者由此就以為丁玲在“今世時代”曾經“結束”了創作，或不再能創作出優良作品。這顯然并不是一種客不雅評價。丁玲暮年確如她本身所說，是“滿腹文章”[8]，她以簡直每年一部作品集的速率創作了大批作品，只不外不是小說罷了。假如讀者尤其是研討者可以或許反思并拋開有興趣有意的“小說中間主義”，認識到散文創作的奇特價值的話，或許能更為正確而客不雅地評價暮年丁玲及其創作。
丁玲疇前期（青年）重視小說創作，到后期（中年、暮年）器重散文創作，或允許以與魯迅從晚期的小說創作轉到后期的雜文創作比擬較。在魯迅研討中，存在著小說與雜文的二元對峙，研討界較為廣泛的不雅點以為后期魯迅未能完成一部或幾部長篇小說而專注于寫雜文，是魯迅作為“文學家”的某種掉敗。但魯迅雜文卻成為古代中國文學中最具首創性的文類。張旭東在近期的研討中提出，由小說向雜文的轉化是魯迅文學的“第二次出生”，此次轉化并沒有終止魯迅文學，而是將其帶進一種“先前審美牴觸同一體崩潰后更高的綜合、自發和不受拘束”[9]。這種思緒也可以用來評價丁玲后期的散文創作。丁玲從小說到散文的創作轉化，并不料味著丁玲文學創作的終止或停止，而可以視為新的寫作方法的天生。從寫作主體與文學情勢及體系體例的認識形狀關系而言，這意味著丁玲衝破了古代文學的體系體例性限制，而逐步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實行文學”，即在反動實行中睜開和推動的處于“行進中”狀況的新的文學。源自東方的古代文學體系體例并非廣泛性的“純文學”，“以近代小說為中間的特別汗青主體（包含市平易近階層個別與市平易近階層平易近族國度）”的建構[10]，可以說是古代文學情勢的認識形狀特徵地點。與20世紀中國反動同步出生和成長確當代文學（某人平易近文藝），就構成于這一對古代文學體系體例的推翻與超出的經過歷程中。
從這種剖析角度動身，丁玲散文也可以說是丁玲文學的“第二次出生”，這種出生是以新的汗青主體的塑造和自我天生為條件的。這個經過歷程包括了舉動、思惟、創作這三個條理的同步睜開。馮雪峰曾這般描寫這個經過歷程：“從認識或思惟上說，一個反動者必需見諸實行，才幹證實他的世界不雅上的共享會議室改革和達到。從實行上說，一個反動者必需有思惟認識的真正的的改革和生長，才幹證實他的實行的真正的。從藝術創作上說，一個反動作家必需有藝術的實行成就，才幹證實他的改革和生長是真正的的。”[11]此中，反動者的汗青主體構造成為聯絡并同一實行、思惟、創作的中介。假如說古代小說是以個別（以及與個別對應的公民國度）作為其汗青主體的情勢構造的話，那么今世文學則需求在“行進中”發明新的主體情勢。這是打破了既有文類情勢的限制之后的不受拘束，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綜合。這個新的主體情勢雖浮現為“我”，但并非本位主義的個我，而是有著深摯汗青與實際內蘊的年夜我；這種新的文類情勢打破了既有文學體系體例的限制，表示為散文所具有的“不受拘束性”，同時也在與實行的互動中，包含著“第二次出生”和更高綜合的能夠性。
三、文與人
丁玲如是說：“畫家的山川畫畫得好，是由於貳心中有山川，畫的是本身心中的山川。假如心中沒有山川，沒有本身的情感，是不成能畫好的。寫散文也一樣。”[12]散文之“文”與創作之“人”有著比其他文類更為親密的關系，即所謂“文如其人”。盡管并不是一切的散文創作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示或表達，但從散文往接近、懂得、研討寫作者，倒是一條更為便捷的通道。這意味著研討者可以從丁玲這小我動身往懂得丁玲的散文作品，或反過去，經由過程其散文作品往懂得丁玲這小我。
丁玲散文在論述情勢和角度上的凸起特色，是創作主體“我”的凸顯。懷人散文是丁玲散文創作的主要組成部門，留下了諸多文采斐然的名篇。這些散文從題目上就凸起了“我”的存在，諸如“我所熟悉的瞿秋白同道”“魯迅師長教師于我”“向警予同道留給我的影響”等。從論述角度而言，這些散文都是從“我”的經過的事況、體驗、感觸感染和見聞動身，來寫那些曾與丁玲有過或深或淺來往的中共黨史或文學史上的主要汗青人物。丁玲在創作這些作品時，有興趣識地避開一些微觀闡述，著重從“我”的角度來寫人物的細節、臉色、舉動和抽像。在《憶弼時同道》的開頭處，她如許說道：“我一向想寫他。讓我講他的工作，我講不出幾多，也許是旁人寫文章不值得一提的大事，可是我對他有一種情感，所以心里一向有這個愿看。”[13]在《聊下寫回想錄》一文中，她更明白地說：“寫回想錄不需求宏言讜論，而是需求詳細抽像”“只寫現實，寫平生中最使你激動的事，最使你愛好的人”。[14]這也是丁玲散文的配合特色。她的作品寫人、敘事不只可認為主要人物與事務供給活潑的汗青細節和詳細的汗青情境，同時，這些具有濃重自傳性顏色的作品，也可以成為讀者熟悉和懂得丁玲的主要根據。現實上，清楚丁玲的生溫和反動、文學途徑，最好也最活潑深刻的史料是她的散文作品。即使那些看起來作為“生涯實錄”的通信報道文章，丁玲也會選擇從帶有特性的客觀視角切進和睜開描寫。
這些散文創作所表示的人事和情境，不只僅是客不雅化內在化的對象式存在，更是丁玲的內涵精力、思惟與情致的表現，由此也打破了紀實與虛擬、生涯與寫作的鴻溝。但假如以為丁玲散文就是她的“自我表示”也是不正確的。由于丁玲的創作實行和反動實行不只是同一的，也是互動互構并不竭晉陞的，是以丁玲散文不只是其性命體驗的浮現，更是她所經過的事況的反動實行的時期表征。這種散文從寫作內在的事務上，是“寫人、敘事、描景、抒懷”的情境性融會；從表示對象上，是創作主體與內在世界的融為一體；從創作主體而言，是經由過程包涵內在的人與事而發明出了一個更年夜的精力世界。
由此也觸及丁玲散文的第二個特色，即“文緣事發”。丁玲散文很少做抽象的感情抒發，而是從她小我親歷的事務、事務動身來寫文章。由于丁玲經過的事況的豐盛，同時也由於她一直處于20世紀中國反動的焦點且前沿的場域，丁玲的平生也可以稱為中國反動的“肉體態態”。丁玲親歷的人與事，都在她的散文中留下了印跡，并且與20世紀反動史、文學史構成了親密的互動聯繫關係。她是汗青的親歷者與介入者，她的散文則是汗青的見證。
與古代中國那些專事寫作的“純文學”作家分歧，丁玲的文學創作（特殊是延安時代以后）具有豐滿的實行性特色。王中忱曾應用“行動文學”如許的概念來描寫丁玲的特色：“1937年‘七七事情’以后，丁玲帶領戰地辦事團奔赴抗戰火線，寫作則多是戰地通信、漫筆，以及為宣揚表演趕寫的腳本，還有辦事團的事務性雜記。而更多的任務，如行軍、演講、演戲等等，則不是可以用文字保存上去的，這一時代的丁玲是在用現實任務書寫文字文學史無法記載的‘行動文學’。”[15]這意味著1936年達到陜北之后，丁玲的文學創作具有了分歧于普通專門研究化寫作的特徵，而浮現出一種新的特質，即一方面其文學創作便是反動實行，另一方面其行動也是文學性的。也就是說，丁玲的生涯、任務及反動實行，和她的文學創作是互為一體的。盡管在采用小說仍是散文的創作情勢上存在分辨，但文學創作不是與中國反動實行分別的行動，而是內涵于全體性的反動任務之中。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傳統之“文”的一個主要特色。丁玲所說的“提起筆來，順著本身的思路和情感寫散文”，并不是以游離于反動實行之外的傍觀者視角寫文章，而是從實行中一員的角度，從某些正面、角度浮現反動任務全體中的一部門。假如缺乏對全體任務“年夜局”的懂得，僅僅將丁玲散文中的“我”懂得為小我性視角，是難以正確掌握文章的思惟和情致的；而同時，恰是“我”的視角將讀者帶進汗青的詳細情境之中，感觸感染活潑的時期質感和汗青氣氛。丁玲散文創作攜帶著活潑、豐滿的20世紀特色。當20世紀成為汗青之后，讀者能經由過程丁玲散文的文字，深刻汗青肌理而體認這一反動世紀的內涵精力氣質。
器重散文寫作的實行性和事務性，并不料味著丁玲散文就損失了文學的特色。這也觸及丁玲散文的第三個特色，即其文類自發和多種形狀的摸索。
丁玲散文觸及多種情勢，好比晚期的《素描》，顯然帶有“小品”的特色；而在情勢運營上頗為專心的《蒲月》，則更帶有文藝散文的特色；延安時代丁玲自發地倡導“雜文”，寫作了《我們需求雜文》《“三八”節有感》等名篇；而初到陜北寫作的戰地漫筆和西戰團時代的《一年》，則帶有生涯實錄、消息報道和戰地日誌的綜合情勢的特色；在寫作《田保霖》等人物報道時，則有興趣識地采取了人物速寫的寫風格格；1950年月的《歐行散記》和1980年月的《訪美散記》，則帶有顯明的游記顏色，截取“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書寫游歷中的感觸感染和見聞；1980年月的丁玲花了良多時光來寫懷人散文，這些文章既寫人事，也寫感情，為諸多黨史和文學史上的主要汗青人物留下了活潑的篇什，且因其汗青親歷者的豐盛經歷和寫作時的嚴謹立場，而使這些文章具有很高的思惟價值與汗青價值。
值得說起的是，1950—1980年月丁玲的一些創作，有興趣地打破了小說與散文的文類鴻溝。好比《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可以說是采取小說筆法所寫的散文，活潑可感的人物抽像與論述人“我”的感情慎密交錯在一路；《杜晚噴鼻》則既是散文也是小說，丁玲本身說，“是把它當小說寫的，但里面有良多散文的工具”[16]；又好比《我所熟悉的瞿秋白同道》《回想宣俠父義士》，采取了小題目分節的情勢，對人物抽像的塑造和娓娓道來的故事事務、人事情遷，都帶有小說的筆法，但仍是從親歷者的所見所感表示逝往的故人，彌漫于全文的情調都仍是散文式的抒發。丁玲在散文體裁的融會與立異上做出的摸索，使她的散文在20世紀文學史上成為別具一格的存在，其價值和意義還需更深刻的研討。
四、四個主題
丁玲散文的多少數字雖多，但總體來看，創作主題卻絕對集中。她正式出書的六部散文集，分辨完成于延安時代、新中國扶植時代和新時代。延安時代有1939年頭版的《一年》與1948年頭版的《陜冬風光》；新中國扶植時代有1951年頭版的游記散文集《歐行散記》；新時代復出后，1984年出書有美國紀游的《訪美散記》和往世前完成的兩部回想錄《魍魎世界》《風雪人世》。1980年月丁玲完成的多篇懷人散文，足可編成一部作品集。完成于上海、延安時代影響很年夜的《蒲月》《彭德懷速寫》《“三八”節有感》等小品雜文，也是丁玲散文的名篇。
為使讀者更好地輿解丁玲散文的全貌，本書按寫作主題，編排成四輯：
第一輯“性命之歌”，著重展現丁玲分歧時代的散文名篇，重點凸起丁玲這個“人”的性命經過的事況和精力品德，測驗考試以散文作品串聯出一幅較為完全的丁玲畫像。選進的19篇文章，從1928年正式頒發的第一篇散文小品《素描》，到1985年躺在病床上口述、往世后才頒發的自傳性回想散文《逝世之歌》，涵蓋了丁玲人生五個階段的創作。丁玲自己就是一本年夜書，並且因其人生經過的事況的傳奇性和經歷的豐盛性，關于她有有數的聲響講述過涂抹過，要懂得“真正的丁玲”并不不難。回到丁玲本身的書寫來讀丁玲，不只可以由文讀人，並且可以窺見一個年夜性命生長分歧階段的風度和文采。
丁玲寫過兩部主要的自傳性回想錄：《魍魎世界》講敘1933—1936年南京被囚的三年經過的事況，《風雪人世》回想她初到北年夜荒和“文革”時代的經過的事況。這兩部作品均寫作于丁玲暮年的1980年月。為了較完全地浮現丁玲的性命過程，本輯沒有完整依照文章頒發時光來排序，而是依據文章寫作內在的事務的時光，將《魍魎世界》中的四篇，即《綁架到南京》《方令孺密斯的友誼》《傷冷病》《我如何來陜北的》，放置于1933年頒發的《不算情書》與1941年寫作的《戰斗是享用》之間；而將《風雪人世》中的《初到密山》《遠方來信》《“牛棚”小品（三章）》，放在1950—1970年月這個時光段。
第二輯選進的是丁玲創作于陜北時代的15篇文章，另加2篇河北時代的相干散文。1936年10月，丁玲達到保安，從此開端了她人生中極為主要的陜北時代（1937年1月邊區首府遷至延安，是以也稱為延安時代）。至抗克服利后1945年10月分開延安前去張家口，丁玲在陜北生涯了近10年。這個時代的丁玲，無論是生涯方法、精力狀況和思惟特色，仍是其創作態度和文學形狀，絕對于此前都產生了極年夜的變更。這也是丁玲生活中最具傳奇顏色的時段，她從上海的摩登女作家一變而為一身戎裝的女兵士，毛澤東用“昨地理蜜斯，本日武將軍”正確地描寫了丁玲的變更；她的散文創作在這個時代，也重要集中于通信報道和戰地生涯實錄，具有越來越了了的“行動文學”特色。丁玲所說的“我把寫散文看成一項嚴厲風趣的任務”，指的恰是這個時代。
這一時代的散文創作又分為四個時段：第一時段是丁玲方才達到陜北，在赤軍火線隨軍寫作的四篇，包含《到火線往》《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誌》《彭德懷速寫》《記左權同道話山城堡之戰》。第二時段是1937年至1938年秋，丁玲帶領東南戰地辦事團在山西、陜西等地用文藝情勢宣揚抗戰，生涯實錄文章結集成《一年》。《東南戰地辦事團成立之前》《河西途中》《臨汾》《冀村一夜》《孩子們》《馬輝》《楊伍城》等七篇均出自此中。第三時段的文章，標志著丁玲“新的寫風格格”的構成，即曾支出《陜冬風光》中的四篇《田保霖》《三日雜記》《記磚窯灣騾馬年夜會》《平易近間藝人李卜》。代表第四時段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關于陳滿的記錄》和《糧秣主任》，是丁玲在1940—1950年月之交沿著這一創作途徑的推動。本輯以“陜冬風光”為題，力求浮現丁玲從延安開端慢慢摸索的新的國民文學實行之路。
第三輯的14篇文章，是丁玲在兩個汗青時代出訪東歐、蘇聯、美國后寫下的遊記散文。丁玲是一個為反動中國與中國文學掙得了極年夜世界聲譽的作家。多部作品被譯介成外文，在國際上發生很年夜影響，特殊是她的長篇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1951年度斯年夜林文藝獎金二等獎，是新中國扶植時代中國作家取得的最高世界文學獎項。但人們經常疏忽的是，丁玲也是以文學家成分介入今世中國交際事務和世界文明來往運動最多的作家之一。這些國際來往也在她的文字中獲得了活潑的記載和展示，既是丁玲散文的主要構成部門，也為清楚、研討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供給了可貴文獻。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丁玲在1940—1950年月和1980年月這兩個汗青時代都曾屢次出訪并介入國際交通，留下了《歐行散記》和《訪美散記》兩部散文集。將兩部散文集并置一輯，不只可以看出丁玲紀游散文的總體作風特點，也可以讀到丁玲精力品德的變與不變，更可從中窺見今世世界格式與中國國際抽像的時期變遷。
《歐行散記》第一版于1951年，記載和描寫丁玲“三次歐行”的感觸感染和見聞。這包含1948年11—12月，往布達佩斯餐與加入國際平易近主婦女結合會第二次代表年夜會；1949年4—5月，往布拉格餐與加入世界擁戴戰爭年夜會；1949年11—12月往莫斯科餐與加入蘇聯十月反動32周年事念年夜會。1981年，時隔近30年之后，丁玲接收約請，餐與加入愛荷華年夜學國際打算寫作班，在美國生涯三個月。其間，她到美國主要年夜學和重要城市拜訪。丁玲在美國時代就開端寫作，回國后在北京、年夜連、云南等地閉會療養時代，陸續完成了25篇共享會議室文章，多以“我看到的美國”為副題目，1984年以“訪美散記”為題結集出書。這是暮年丁玲忙中偷閑完成的一部完全作品。丁玲不只在察看美國這個最為古代化的國度，也在這里與曩昔的國際友人再次相遇，更在思慮著中國和世界的將來走向。可以說，恰是在美國的時光里，復出后的丁玲取得了將汗青與實際、此刻與將來彼此碰撞、融合的思慮契機和情思場域。
第四輯節錄的是丁玲重要于1970—1980年月寫作的有關柯仲平、向警予、瞿秋白、丁玲母親、史沫特萊、賀龍、魯迅等的文章，及往世前由口述收拾成文的《我與雪峰的來往》《悼念仿吾同道》《林老留給我的印象》《憶弼時同道》，加上1940年月的《風雨中憶蕭紅》《我們永遠在一路》，1950年月的《一個真正的人的平生》，共14篇。這一序列的散文多少數字較多，但丁玲生前沒有零丁編錄成書。這是丁玲散文的主要構成部門，很是光鮮地表現出丁玲創作的特點。寫尷尬刁難象年夜都是文學史或中共黨史上曾經往世的主要汗青人物，很多篇什都曾惹起過文壇的普遍追蹤關心。將這些篇章列在一路可以看出，暮年丁玲也在有興趣識地創作一種介乎回想錄、自傳和新體裁摸索的散文形狀，她不只在寫人，也在寫本身，更是在總結和回想反動汗青與將來。這是生者與逝世者的性命融合，也是反動者看穿存亡的年夜境界的詳細表示。從“我”動身而終極超出個我，將過往的人事包涵、融匯在一種更富于情致、更具任務感的感情世界中，浮現的是暮年丁玲闊年夜的精力境界。
五、“戰斗是享用”
丁玲是20世紀中國極具時期特色和小我作風的國民文學家，她的散文尤為光鮮地表現了其精力品德與特性。這部散文集的編選，既重視丁玲之文，也器重浮現丁玲其人，盼望讀者不只可以領略丁玲的文筆和才幹，更可由此領略反動的20世紀的內涵精力氣質，進而在今世性的汗青語境中掌握丁玲精力的內在。
選進的文章都盡量斟酌文筆更活潑、情致更充分的篇什。同類題材、統一主題的文章尤其這般。好比關于胡也頻、馮雪峰、史沫特萊，丁玲在分歧時代寫過多篇文章，本書只各選了《一個真正的人的平生》《我與雪峰的來往》《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又好比她的六本散文集，從中遴選的也是那些更詳細活潑地浮現了特定汗青情境中的人與事的篇章。這或許更接近于丁玲所說的“文藝性的報道，或文學的散文”[17]。凸顯丁玲散文的“文學性”，并不是誇大那種將文學從政治中剝離出來的“純文學”，而是要認識到，在丁玲與反動實行、汗青情境不分彼此的書寫中，恰是那些“文學性”更高的作品，可以或許更為整全地掌握事務與人事，進而使讀者更深刻地觸摸到寫作者丁玲的精力品德、思惟情調以及汗青現場的氣氛。
在斟酌本書的總題目時，選擇了丁玲一篇短文《戰斗是享用》的篇名。“戰斗”是丁玲愛好的一個詞。在1941年的這篇文章中，丁玲說：“只要在不竭的戰斗中，才會覺得生涯的意義、性命的存在，才會覺得芳華在性命內熄滅，才會覺得光亮和高興。”這是一種性命的積極能動狀況，是一種可以或許直面置身此中的處境進而有所作為的精力狀況。在同時代寫作的《“三八”節有感》中，丁玲談到“高興”，說“這種高興不是生涯的知足，而是生涯的戰斗和朝上進步”；也談到“幸福”，說“幸福是狂風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撫琴，花前吟詩”。同時也說起這種戰斗者的品德：“沒有年夜的理想的人是難于有這種不貪廉價，不圖舒暢的堅貞的。而這種理想只要真真為人類，而非為本身的人才會有。”這種人生不雅并不是丁玲在一個時代的立場，而是此后連續畢生，也是丁玲之為丁玲的主體邏輯。這是丁玲用本身的平生實行國民作家的內涵精力動力機制，也是她留給今世讀者的精力password。
（本文是筆者編選的《戰斗是享用：丁玲散文精選》一書的導讀，該書由河北教導出書社出書。）
注釋：
[1]丁玲：《閒談散文》，《丁玲選集》第8卷，河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419～422頁。
[2]丁玲：《〈一顆未出膛的子彈〉“跋”》，《丁玲選集》第9卷，河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32頁。
[3][6]丁玲：《閒談散文》，《丁玲選集》第8卷，第421、422頁。
[4][5]丁玲：《〈陜冬風光〉校后感》，《丁玲選集》第9卷，第52～53、50頁。
[7]陳平原：《中國散文小史》，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版，第2～5頁。
[8]丁玲：《講一點心里話》，《丁玲選集》第8卷，第68頁。
[9][10]張旭東：《雜文的自發——魯迅文學的第二次出生》，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第119、119頁。
[11]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中國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12]丁玲：《閒談散文》，《丁玲選集》第8卷，第420頁。
[13]丁玲：《憶弼時同道》，《丁玲選集》第6卷，河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331頁。
[14]丁玲：《聊下寫回想錄》，《丁玲選集》第8卷，第373～374頁。
[15]王中忱：《古代中國常識女生命運的典範縮寫》，《丁玲精全集》，燕山出書社2015年版，第7頁。
[16]丁玲：《閒談散文》，《丁玲選集》第8卷，第421頁。
[17]丁玲：《〈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丁玲選集》第9卷，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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