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實業儒學”思惟述評
作者：孫欽噴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明研討所副研討員）
來源：《學海》2024年第4期
摘要：張謇身為近代有名的平易近族實業家之一，不僅僅是中國近代化、工業化的先驅人物，更是經由傳統儒學陶冶，投身實業的典范人物。他不僅將傳統的“工商末務”觀念轉變為“國以農工為本”，強調“實業賅農工商”，並且包養犯法嗎由實業“及教導，又及慈悲”。他認可儒學的基礎價值和品德規范，強調“立人之道，以義以仁”，呼吁資本與勞工的息爭以及對貧富問題的調節。張謇所體現的儒學與實業的結合，說明“實業儒學”作為儒學發展的一種形態是值得探討和踐行的。
關鍵詞： “實業儒學” 張謇 農工商 慈悲 立人之道
就本日中文學界而言，對現代性（或啟蒙）的反思蔚為年夜觀，（1）但必須指出的是，反思、批評現代性絕不是推倒一切現代文明（物質和精力文明），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通過從頭回溯、詮釋分歧文明的傳統思惟資源，為現代社會供給和扶植一個更寬廣、更多元的思惟文明泥土，以消解現代原子式個體主義、虛無主義等意識形態對意義世界懂得的掩蔽。換言之，在古今中西問題上，既要反對那種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的思維形式，又要防止極端守舊論者“自覺信古”（2）的傾向。
本文不以明清之際商人階層的興起為例，而以清末平易近初張謇這位近代平易近族實業家為例。在筆者看來，后者更能準確地回應韋伯的疑問，即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東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也更能有用地回應儒家倫理能否如韋伯所言不克不及為包養價格ptt中國式資本主義的出現供給精力的基礎。來由有二：第一，清末平易近初近代實業的興起合適嚴格意義上的關于“資本主義”的定義，即東方近代工業反動以后出現的經濟生涯情勢；第二，作為近代平易近族實業家的典范人物，張謇秉持儒家倫理精力以興辦實業，其“興實業”由明清之際“求實用”“明體達用”等“實學”思惟演變而來，是儒學內部一條通往近代機器工業的思惟與實踐路徑。（3）概言之，比擬于16世紀末17世紀初興起的商人精力，這種源自關注地理、地質、經濟諸事的明清之際的實學精力，無疑是清末平易近初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思惟本源之一。
“國以農工為本”
雖然近來也有不少學者關注傳統治生、謀食、制產等問題，（4）但不成否認，傳統儒家思惟仍以“謀道不謀利”為主流，即使明末清初“士”“商”合流，也只是暗潮；而傳統的義利之辨、農工商本末之辨等問題發生最基礎的思惟變化，卻發生在清末平易近初。承擔這一思惟觀念除舊更新之任務的主體是近代平易近族實業家，此中張謇是傳統士年夜夫與近代實業相結合的代表人物，是“實業儒學”的典范人物。
張謇身為清末狀元、翰林院修撰，走的是傳統的士人讀書出仕之路，熟讀經書、研習經義策問之文，是其日常之務。其在《柳西草堂日記》中常記載“讀文”“作文”“寫字”等事，自述從“5歲到7歲，讀《三字經》《百家姓》《神童詩》……《孝經》《學》《庸》《論》《孟》畢”，13歲讀完《論》《孟》《詩》《書》《易》等，14歲讀《禮》《年齡左傳》，且作詩并“制藝成篇”，15歲讀《周禮》《儀禮》,20歲讀《通鑒》,21歲讀《三國志》,22歲讀《晉書》等。（5）但因時代風云際會，此一傳統途徑卻不得不發生折轉。1894年，張謇中狀元，不久丁父憂，賦閑在家，對張之洞舉薦、委派他在家鄉通州興辦紗廠一事，甚為贊許，他回復張之洞曰：“公所請借洋債千萬，分辦絲紗廠，合官紳商平易近之力通籌抵抗，甚盛情也。”（6）對此因緣際會，張謇曾屢次談起。1913年，他自言：“不才自前清成進士后，默察世界之年夜勢，諦觀內政之狀況，知時局不成與有為，即絕意宦途，愿為社會稍效微力”，又“堅信非振興實業，缺乏以應用厚生而正平易近德”。（7)
于是“自脫離科舉后，投身包養dcard實業界，適當中國否塞之時”，(8）面對這般時局，張謇在提出編練陸軍、亟治海軍、廣開學堂外，還強調“速講商務”和“講求工政”。張謇借助對先秦儒家經典的解讀，對后世迂儒“末務”之見提出批評。當然，這不是說張謇對農業不予重視，他指出：“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當然。”（9）可見，就農工商三者的關系而言，張謇雖認為“農為本”，所謂“全國之年夜本在農”，但也不輕視商，認為“本日之先務在商”，這是因為“不商，則農無輸產之功”。（10）概言之，在張謇看來，“商農者，生平易近治命，國計之原，以其本末相資而為用者”。（11)
張謇重視農工商，雖分本末，但并不偏廢，認為：“實業之曰農、曰工、曰商者”，是人類之“不成或缺者”，因為“國民之生涯本此，即教導之目標在此”，即以一國之年夜勢而籌劃，則“賴農包養網推薦而生者十之五，賴工而生者十之三，賴商而生者十之二”。（12）張謇強調興實業與國家富強親密相關，所謂“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不張”，呼吁努力于“農工商”，(13）認為“士競學，農、工、商競業，而全國乃無不年夜之族，無不昌之國”。（14）簡言之，農工商兼重，即是張謇所謂的“實業”，即“實業賅古農、工、商、礦，今聲、光、電、化，事有越于《周禮》地官、冬官之外者”。（15）他指出：“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義兼本末，較中國漢以后儒者重農抑商之說為完美。”而就傳統論題中“本對末而言”，張謇給出的解釋是“猶言原委，義有先后而無輕重”。這是說，傳統的“農本商末”其意是原則上有“先后”之序，但卻沒有輕重之分。並且《尚書年夜傳》舜“販于頓丘，就時負夏”以及《史記》“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中所謂的“就時”，即是“若乘時射利也”。這是說，舜“無論耕漁之為農，陶與作器之為工，就時之為商”，確有其事，假如舜只是作自了漢，但舜二年景邑，可見舜之“實業發達”，如若不是，“亦未必人人歸附這般”包養一個月。（16）可見，與傳統思孟學派、程朱道學所刻畫的舜之抽像分歧，張謇凸起舜之耕耘、捕魚、制陶、營商等農工商事業。前者更為強調舜作為年夜逆子的面向，而在張謇筆下，舜的抽像則是實業政治家。
在張謇看來，中國現代的圣人并非宋儒所論之抽像。他指出：“中國講哲學之最古者，莫如《易經》，其次則《禮記》亦有所發明。《易》《禮》講圣字，圣即無所欠亨之謂，宋儒解釋拘謹，掉其本義”。（17）可見，與宋儒著重從內圣德性的角度描寫圣人分歧，張謇對于現代圣人的刻畫側重在“平水土，教稼穡”。他指出：“中國古圣人包養妹之功，莫年夜于平水土，教稼穡”，並且“必水土平而后稼穡興，必稼穡興而后衣食足”。（18)
而就《論語》中樊遲之問稼問圃，張謇也給出一個新穎的解讀。起首，他指出，樊遲所問并非“農之學”，即不是農業知識，而是“學治農業”，對此，孔子天然承認在從事實際農業方面其不如農圃。因為“業非素習不克不及為”，孔子未嘗學習農圃之業，是以不如老農，不如老圃。可見，孔子之言“非欺人之言，亦無疾怒之意”。而所謂農圃為君子之事，張謇認為“君子對年夜人言之”，就如現在所言“國民對當局”，有老農、老圃在，士年夜夫天然不用俱為老農、老圃，但這并不是說“全國不須稼”。假如真的不須稼穡，就能成績禮、義、信之全國，那么詩書所載，盡可以刪除，為什么還要“留豳之詩”？並且現代農平易近，也不是一點學問沒有，如《周禮》“骍剛用牛，赤緹用羊”等“定物地土化者”這般詳細，再如《詩·年夜雅》“黍稷重稑，禾麻菽麥”等“言農種農具者”也這般詳備。（19)
于是，張謇批評“今使人學缺乏以治平生，而侈談年夜用，疏矣”，提出“服田力穡，身不成為惰平易近；談道讀書，志必須為名世”，並且稼穡與讀書“本是貫通”。他認為樊遲也不是君子，其意圖是“用稼于世”，倡導“尚德而慨躬稼之勞”；(20）而孔子對樊遲的答覆是從“農之政”角度立言，認為“政蓋尤有其年夜本”，此年夜本即是“禮義信”。具體而言，張謇認為，“上好禮義信，則與平易近相見以誠，相浹以分，有以立乎商政、農政之先”，假如是沒有禮義信的君主，而言互市、勸農，則農平易近又若何能夠勤業樂群？(21)
綜上而言，在農工商本末關系問題上，張謇對中國“尊士卑商，重義輕利”的傳統思惟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此說“饜乎人心，千百年來，凡百營業，聽其自生自滅，從未有倡導而保全之者”。此說在閉關鎖國的時代猶可行，但“處廿世紀商戰劇烈時代”，那必定是“在天演裁減之列”。由此，他倡導國家設立商部，平易近間成立商會。（22)“中國之貧，全在各種實業未盡興辦，如在興辦之后，吾國何至于貧？”（23）清末平易近初，由批評傳統的重農抑商之見到尋求富強、創辦各種實業漸成潮水，張謇無疑是此中的代表者。他自言：“余從事于實業一途已閱半世，今則愈知欲富強吾國，舍實業無由也”，(24）自稱“半生精神耗于實業”，(25）平生創辦了數十家企業。
“以實業輔助教導，以教導改進實業”
就傳統的義利之辨而言，張謇將其限制在為官領域，他指出：“居官，安有致富之理？”現代雖有為貧而仕之說，但也只是從事頗為高等的職位，如“抱關擊柝”之類；並且“自一命以上，皆不當皇皇然謀財利”。可見，張謇認為為官與謀財是不成兼備的，特別是官階年夜的更不應該謀求個人財利。“據正義言之”，皇皇以謀財利為目標的，“惟有實業罷了”。（26)
需求說明的是，張謇之所以創辦這么多企業，其目標并不是為了謀個人之私利。他觀察到當時企業家一經規模初成，便尋求個人享用，以致于五六年或三四年便虧損倒閉，而“股東之本息，悉付之無何有之鄉”，是以他強調“知勤懇節儉任包養條件勞耐苦諸美德，為勝利之不貳法門”。（27)
儒家尊師重教的傳統在張謇身上獲得繼承和發展。據張謇自述，清末立憲時，由于“視察社會水平”相往甚遠，于是不得不“兼留意于教導”。當時正值“紗廠營業日上，商承股東并竭私進，一意擴張小學，灌輸國民需要之智識，與各實業分道并進，漸推漸廣以迄于今”。他的志愿“不在專為股東營余利”，而在于“欲股東斥其余利之所積若干成，建設公同事業，為一國立些模范”。（28）因為“處智識競爭時代，平易近而愚，固缺乏言競爭，與語自治亦不成得”，而“不克不及自治，則亂之本”，后果必是“年夜可斃國，小亦斃鄉”。是以，張謇頗重“教導普及”。（29）他自稱“一介冷儒”，之所以興辦實業，是“行吾所志”，而其志向即是如山東武訓那樣振興教導。張謇稱贊道，武訓以一乞丐，一無一切，卻“一意振興教導，日積所乞之錢，竟能集成巨資，創立學塾數所”，此舉可令“真士年夜夫對之而無愧色者也”。（30)
在張謇看來，“實業、教導二事，有至密至親之關系”。（31）起首，“實業為教導之母”，因為“教導必資于經費，經費惟取諸實業”。（32）其次，教導也不克不及脫離實包養網心得業，張謇倡導“寓農工商于教導”。（33）如在樹立紡織學校時，張謇即解釋了此舉的目標：“工廠地點，設紡織專校，養成將來任事之才，工廠可容人見習，為甫營此業者，養成實事求是之助。”（34）關于實業與教導的關系，他指出：“歐美人精研化學、機械學，而科學益以發明。其主一工廠之事也，則又必科學專家，而富有經驗者，故能以工業發揮農產，而年夜張商戰”，這就是“工業之發達，工學終效之征也”。當然“工學之構成，亦工業歷試之績”。（35）由此，他倡導“以實業輔助教導，以教導改進實業。實業之所至，包養app即教導之所至”，(36）并寄看本日之學生“勉為有體有效之學，以副國家維新、選拔真才之意圖”。（37)
張謇所說的“教導普及”不僅指專門的實業學校，其教導藍圖是完全的，包含“普及教導、師范教導、實業教導、高級教導、武備教導”。（38）他也重視儒家經典教導，只是依照現代學科分類對其做了具體區分，認為《周易》《禮記》《論語》《孟子》當“哲學、教導學”，《尚書》“當歷史、地輿學”，《詩經》當“音樂、動植物學”，《年齡》三傳“當法令、交際學”，《周禮》當“政治、經濟、農工學”，《儀禮》《孝經》當“修身、倫理學”，《爾雅》當“國文學”，都是“專科而長包養網ppt于幻想者”，此類專科須在“高級學校始得有之”。（39)
“貧富相資，治安相共”
張謇不僅興辦實業，創辦各類學校，也積極投身處所公益事業。他指出：“舉事必先智，啟平易近智必由教導。而教導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實業、教導既相資相成，乃及慈悲，乃及公益。”（40）這是說，“既受教導，則宜有處所觀念，對于處所公益、包養網dcard慈悲、路況、水利諸要端，宜知其所以然，而愛護之擴充之，此受教導者包養ptt應盡之責任”。（41）可見，張謇也如傳統士人，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擔當意識。他指出：“須是將全國一家、中國一人、平易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事理，人人胸中各自行處理會；須是將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之責任，人人肩上各自擔起。肯理會，肯擔任，天然不憚煩瑣，不逞意氣，成己成物，一以貫之。”（42）關于慈悲，張謇一向秉承“蓋有實業處所，即應有慈悲事業”包養妹（43）的信心。
就創辦養老院而言，張謇自言既不是“科學者謂積陰功”，也不是“沽名者謂博虛譽”，而是基于“本身安樂，便想人家困苦，雖個人氣力無限，不克不及普濟，然救得一人，總覺得心安一點”。（44）這無疑體現了儒家所強調的惻隱之心。張謇還包養一個月關注戲劇等淺顯教導，認為“教導既求及于通俗社會，而通俗社會之人，職務余閑求消遣娛樂之地，多以劇場為趨的”，即“劇場實善惡觀感之一動機”。（45）此外，他還關心水利，對江蘇境內的淮河、沂泗、運河等管理頗為關注，認為“我中華號稱農國。水利者，農事之基”。（46)1916年，張謇自稱從事處所教導公益慈悲之事十余年，育嬰、養老先后建堂、立院，念“天之生人，最貧苦可閔者莫如殘疾”，更設立殘廢院、盲啞學校。（47)
就資本與勞工或許貧富關系而言，張謇對當時中國資本家的目光短淺頗為不滿，認為其“目光尚未能辨科學之足以改進其事業”，只歡迎“人能包其事業賺錢”，而張謇認為欲賺錢必須仰仗“科學之高深，而須能用科學方式，研討社會心思，量度社會經濟，以為發展之標準”。（48）他也指出，本身在辦實業過程中感觸感染到“資本家種種之勢利”，幾于罄竹難書，（49）但并不克不及就此呼吁撤消銀行、股東等現代經濟治理運行機構。張謇以股份制情勢運營年夜生紗廠、鹽墾公司等。他對“鏟除資產階級”等言行頗多批評：“凡百事業，動須資本；人之生涯，全在勤勞”，(50）並且“處所教導無已止之時，而個人擔負有衰歇之日”，是以“非籌資產不克不及耐久”。（51)包養感情
就勞工與資本關系而言，張謇認可孫中山所說的“勞工、資本家好處在調和之說”，并以他個人經驗，認為假如只抱定“志愿而不得資本家之輔助”，那么“二三十年來無一包養網評價事可成，安有處所教導、慈悲可說？”是以，張謇一方面認為“無資本家則勞力且無可謀生”，另一方面指出“無勞力人，資本家亦無可得利”，是以他盼望“貧富相資，治安相共”；“從無益貧平易近著想始”，也必須“先使資本家安心投資始”。（52）這包養價格是說，如真為貧平易近考慮，那么“當為之廣設生計，若農之類，工之類，商之類，勞心之類，勞力之類，使有耳、有目、有手、有足之人，皆有所效以資其生；無耳、無目、無手、無足之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而“此資生恤苦之計”，都“賴資本為之”。（53)
恰是基于“貧富相資，治安相共”的觀念，張謇高度贊賞孫中山三平易近主義中“平易近生為要”的觀念，因為“唐虞三代皆君相為之擘畫，而周特加詳，其見于《周禮·地官》年夜司徒之職”以及“地盤之圖，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均是平易近生之事；並且“于貧富豐兇之際，尤請安”，好比“保息六，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本俗六，五曰聯伴侶。正月布教，五家為比，使之相保”等。（54）可見，其所以興實業、辦教導，其內心之志向即是恢復三代井田學校之制，其在南通所作實業和教導，恰是“見圣人經訓之不我欺”。是以，張謇認為《周禮》一書“調劑貧富之方式，粲然具備”，雖非社會主義，“頗足以泯除社會上之不服等”。（55)
“立人之道，以義以仁”
正如張孝若所說：“我父是讀書人，對于儒道的立論，認為非常的偉年夜高深，經孔子的推演，筑定了很堅固的基礎，成了有系統的學理。他的偉年夜，是萬事萬物的道理，無所不包，無所不及，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總逃不出他的范圍。”（56）可以說，張謇平生對孔子、儒家的“仁義之道”是非常尊奉的。張謇認為孔子本“無宗教性質”，與釋教、道教為上等人說法“清凈寂滅而掉之于空”以及耶教、回教為劣等人說法“洗禮跪拜而掉之于固”均分歧，孔子取“中庸主義，不偏不易，純為人性”，是“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原無須憑借“國教而始重”。假如必以孔子為教主，則是“與佛道耶回爭無謂之權，反覺小視孔子”。但針對“自國體改造起，品德凌夷，綱紀廢墜，士年夜夫寡廉鮮恥，惟以利祿膺心，一切經書，不復觀看，而詐偽詭譎之惡習，因是充塞于宇宙”的狀況，他又極為痛心，而主張尊孔設會，呼吁“小學校即宜加授四書”，以使“兒童時代，即知崇仰孔道”。他發起尊孔會的意圖就是“欲人人知人性之地點，而為有感性之人類”，具體就是“昌明孔學，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篤敬八字做起”，即“子為孝親，臣為衛國，弟為敬長，友為愛人，此屬于分際也；忠則不貳，信則不欺，篤則不妄，敬則不偷，此屬于行為也”。“人能明分際而謹行為，斯盡人性”，而“人性盡而后可以進圣賢之域”，這就是孔子“一身得力處”。（57)
對張謇來說，“立人之道，以義以仁”無疑是其秉持的人生觀、價值觀。（58）因為他同樣認可傳統儒者關于人之為人的規定，即認為“仁”是人之為人的基礎規定。張謇指出：“人為三才之一，而萬物之靈必具人之心而人乃成。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謂人之仁。”（59）可見“儒者立品年夜本，曰智仁勇”（60）無疑是張謇秉持的立品處世之道。他指出，所謂“儒之言”則“衣衣食食、居居處處、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朋伴侶友、君君臣臣，范以禮而安于常，事至平庸而理極精深”，即“圣人之道則中焉”，而“中即事以為權，非執一以馭事”。（61)
張謇指出：“圣賢經綸之業，無不從性分而來”，對君臣父子夫婦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之說頗為確定，認為此是“合君臣父子而盡所為，止善之義見矣”。（62）可以說，其所以興辦實業、振興教導、從事公益也是從“性分”中來，正如杜恂誠所言，“年夜生紗廠和南通逐項事業的創辦人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是著名的人物”，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科舉狀元，此后投身于實業，“在價值取向方面有其內在的邏輯性”。（63)
在興實業與辦教導的過程中，張謇極為重視品德與學術。他認為中國商包養軟體業之所以一蹶不振，“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學無術”，并反思現代中國“取賤商主義”，而近年來雖然“漸漸崇尚實業”，但商界中“受教導者實少”，是以他組織了商業學校。此中就銀行業而言，張謇認為“尤宜重視學術”，因為“銀行事業，掉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學術不成不精”，而“品德尤不成不講”。對以前中國商人之品德，“素不講求，信譽墮落”的狀況持批評態度。（64）可見，張謇頗為重視商業與品德的關系，他指出：“商業無品德，則社會不克不及信譽，雖有知識、技巧，無所用之”。“知識、技巧與品德相輔，必技巧、知識、品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資格具”。此處所謂“品德”即是“自我求之”，即是請求諸生在學校養成品德之習慣，即“毋謊言，毋占廉價，毋徒取虛名，著著從實上做起”。（65)
張謇對“無品德之智識”也進行了批評，認為這無疑是“借寇兵齏盜糧”。也就是說，“無品德之智識”就好像把兵器借給賊兵，把糧食送給盜匪。1915年，張謇批評晚近興學之士“震驚于外人之物質文明，以為富強之基礎皆在于是，而不悟彼之所以立國之本，用是品德一方”。假如棄置品德勿講，只會形成“青年墮落，成材鮮睹，而浮夸之習，轉以加甚”。是以，他倡導“待己，則以奮勉篤實為歸；待人，則以仁平易近愛物為志”。（66）他對學校教導中“修身”一項頗為重視，盼望學生“既受怙恃干凈之身，而仍以干凈之身還諸怙恃”，指出：“對人寬，是之謂恕”，而修身之道“固多端”，不說謊不騙人便是一種。（67)
對于士商關系，張謇認為：“商無士行者，駔儈數也。士不治生者，甜心寶貝包養網世年夜蠹也”，唯有“嫻于商而士其行者，如是曰商，其殆庶也”。（68）認可士商互通。簡言之，張謇等待的是“為農者必蘄為良農，為工者必蘄為良工，為商者必蘄為良商”。（69）一個“良”字規定了農、工、商皆值得往從事，且無論從事哪個行業都應該做好。這無疑是對傳統耕讀社會的更換新的資料，即把傳統的關于儒學與農耕社會生涯的融洽關聯擴展為儒學與農、工、商諸種社會經濟生涯的相容并處。
結語
2018年，資中筠指出：“中國在超過一個半世紀艱苦摸索的現代化途徑上，曾經出現過一大量實業家，對平易近族振興、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功不成沒，卻不年夜進進當代人的視野”。1927年以前實業家的代表人物是張謇，張謇之后有榮德生及榮氏家族（棉紡、面粉）、穆藕初（紡織）等，並且當時社會“中產階層不僅是在經濟實力上，更主要是文明意義上，重要由實業家和知識精英組成。他們承載了中西交匯的文明，年夜多數既繼承了傳統‘士’的特點，又是‘海歸’，一路撐起了當時代表現代化的社會價值觀”。（70）恰是這批實業家推動了近代中國舊式工業、平易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但當下學界對台灣包養網這批實業家關注未幾。關于這批實業家的研討不應僅限于探討企業治理軌制、企業文明、經營運作等問題，（71）也應關注其“文明意義”，因為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傳統與東方文明的融會，即此中“儒學與東方文明的融會也許是最為常見的”。（72）
注釋
（1）相關論述包養網心得可參見杜維明《超出啟蒙心態》，雷洪德、張珉譯，《哲學譯叢》2001年第2期；高瑞泉包養故事《論后啟蒙時代的儒學復興》,《杭州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2）對“自覺信古”的批評，可參見裘包養金額錫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證據法”及其相關問題——裘錫圭師長教師訪談錄》,《文史哲》2007年第4期。
（3）商人和實業家的區別，在于前者“做買賣”，不從事生產，而后者重視興辦、經營工商業，對應的英文翻譯分別是businessman與industrialist。關于這兩者的區別，張謇明確“實業”即是“西人賅農工商之名”，批評當時人關于“國外以商務立國”的觀點，認為這是“外相之論”，包養合約指出國外富平易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參見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1，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2頁。
（4）相關研討可參見徐永斌《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討》，中華書局，2019年；茍東峰《名教與名學：儒家價值幻想的實踐機制研討》第11章，商務印書館，2023年。
（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8，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989、990、993、994頁。1891年，張謇作《周易音訓句讀》高低兩卷，辨析《周易》經傳的讀音斷句之義，可見其經學修養之深摯。
（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4頁。
（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甜心寶貝包養網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55頁。
（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14頁。
（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1，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7頁。
（1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6頁。
（1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59頁。
（1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3頁。
（13）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7頁。
（1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01頁。
（1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35頁。
（1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82頁。
（1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62頁。
（1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39頁。
（1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53—354頁。
（2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5頁。
（2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59頁。
（2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78頁。
（23）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62頁。
（2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31頁。
（2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57頁。
（2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6頁。
（2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6頁。
（2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55頁。
（2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40頁。
（3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7頁。
（3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70頁。
（3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79頁。
（33）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4頁。
（3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45頁。
（3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30頁。
（3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15頁。
（3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07頁。
（3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88頁。
（3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94—295頁。
（4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5，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98頁。
（4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01頁。
（4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包養一個月價錢》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70頁。
（43）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08頁。
（4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包養網評價書社，2012年，第508頁。
（4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44頁。
（4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55頁。
（4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39—341頁。
（4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13—514頁。
（4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97—598頁。
（5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08頁。
（5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23頁。
（5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61—462頁。
（53）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33頁。
（5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23頁。
（5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626頁。
（56）包養sd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師長教師傳記附年譜的睛》，中華書局，1930年，第313頁。
（5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97頁。
（5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10頁包養心得。
（5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24—525頁。
（6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40頁。
（61）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57頁。
（62）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7—18頁。
（63）杜恂誠：《中國傳統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兼評韋伯〈中國的宗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書社，1993年，第106頁包養管道。
（64）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277—278頁。
（65）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195頁。
（6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33頁。
（67）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329頁。
（68）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6，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495頁。
（69）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選集》4，上海辭書出書社，2012年，第554頁。
（70）資中筠：《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實業家們》,《中國中小企業》2018年第6期。
（71）對此問題的剖析和反思，可參見李玉《中國近代企業史概述》,《史學學刊》2004年第4期。
（72）杜恂誠：《中國傳統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兼評韋伯〈中國的宗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書社，1993年，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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